成立一年多的企業史研究團隊，在9/27舉行了一次「台灣企業史研究工作坊」，我們很榮幸邀請到了國內對於企業史研究較有鑽研的兩位學者謝國興老師（中研院近史所）、陳介玄老師（東海大學社會系）來進行研究方法的演說及經驗分享。
本室將節錄已整理的部分逐字稿，重現工作坊精彩的部分，希望能對企業史有興趣的師生有所收穫。
【政大企業史研究團隊緣起歷史】
工作坊一開始由總計畫主持人之一的溫老師開場，為這個工作坊做了緣起歷史的引言。對於企業史研究團隊的成立歷史，溫肇東老師、王振寰老師分別回憶起兩年前的歷史
溫肇東老師：
「政大企業史的探討跟研究，應該是說兩年前我去找振寰兄的時候，有討論覺得台灣應該有一個社群或團隊來做，因為在台灣的商管學院幾乎沒有人在教企業史，要知往才能鑑來。我們這兒有社會系、歷史系、管理、國關中心大陸研究所，摸索了一年，我們儘量沒有斷掉，每個月最後一個禮拜五都會有meeting，中間也交換過一些paper，討論過一些東西。到最近，因為大家背景都不同，同一個topic，大家關注的焦點都不太一様，慢慢在磨合當中，後來有畫出一個架構。」
總計畫主持人之一的王振寰老師也做了補充：
「我們企業史開始的故事，就是溫老師有幾個學生修我的課，我跟他們說你們都知道IBM但是都不知道台灣，學生就去講給溫老師聽，溫老師也覺得說我們應該多關注一下台灣。商學院唸得教材不太講台灣的東西，政大有這麼多人我們應該作一些更基礎的東西。後來也知道商學院開始在做個案。我們現階段對於台灣的企業不管組織、決策的發展我們對自己的東西並不清楚。日本有很多關於自己的研究，日本學者非常注重細節，所以可以瞭解自己的東西。除非我們對台灣公司有非常清楚的掌握，你用普遍性的東西去了解台灣是不可能了解台灣，這時候就覺得企業史很重要。」
在企業史研究上，團隊的老師都是認知到企業史在台灣的空白及零散，也看到企業史的重要性其前瞻性，所以聚集起來希望為台灣企業史做一些打地基的工作。
在引言中，溫老師提到：
「今天對「台灣企業史」應該是一個還蠻重要的日子，借用陳明哲老師的話，每一次的聚會我們都應該問三個問題：第一個是：“Why are we here?”對同一個事情，同一個議題的重要性，大家有一個認同；第二個問題是：”Why should we care?”台灣企業的重要行為與歷程，它的意義到底在哪裏？第三個是：”How much do we know?”顯然我們是知道的很少，所以我們會請在這一部份很有鑽研的人跟我們對話。這個對於台灣的當代、未來都有很重要的意義，台灣的歷史、台灣的經驗，如果我們不自己寫、自己做的話，那可能沒有外人可以幫這個忙。」
王振寰老師也談到當前進行企業史研究的重要性：
「我們覺得它的重要性在於台灣的企業史研究分散在各地，像東海、謝國興老師也做很久，但都是個別的。可是我們看到在現階段，香港的研究中心事實上在收集華人的企業史資料，新加坡也有類似的中心在研究收集亞洲或華人的企業資料、中國的北京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在做華人企業史研究。假如台灣沒有一個團體在做這一件事情，未來台灣的企業史「詮釋權」會在中國大陸，不在台灣。其實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覺得在政大其實有一批人在做這樣的事情，但沒有集體的力量，所以我們就覺得有必要做這些事情。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做了一年，也收集了相當多的資料，在這個過程中也匯集了相當多的意見，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意見，未來每個月有一次這樣的工作坊活動做brainstorming之外，能夠慢慢地把台灣不同人的力量來集結。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舉行工作坊的目的。」
工作坊的舉行代表著我們第一步的跨出，希望未來能夠以研究團隊為單位，陸續邀請相關研究的學者進行交流對話，慢慢勾勒整合台灣企業史研究的藍圖。
【方法論的討論】
企業史在台灣仍是一門相當新的研究學科，因此研究方法的建立及討論也成為起始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因為很新，在台灣並沒有形成一個專屬企業史的研究方法論，主要的討論就是匯集曾經做過企業史研究的學者的研究經驗，在會中進行經驗分享及問題討論。
第一場次我們邀請了在台灣企業史上著名的前輩謝國興老師蒞臨演講。謝老師依照他過去長期做台南幫研究的經驗過程，歸納提出幾個在企業史研究方法上的重點。
1. 資料收集：收集資料需要收集哪些資料才是對研究企業史有幫助呢？謝老師與我們分享他的經驗，有幾類的企業資料是對於瞭解企業比較關鍵性的。
謝國興老師：
「比較可靠的是要去看企業本身的檔案及材料，我們以一個企業來說，除了企業個人的經營理念以外，其他最重要的是公司的檔案文書。比如說從最早的股東大會、董監事會議紀錄，如果是完整的，我們當然知道，有些中小企業剛開始時，即使有這些東西就是為了報有關部門，這是官樣文章，或是隨便作假的；但是值得有用的是要真正比較健全的公司。這對我們研究歷史的人而言，這是最重要的資料，你要了解它的開始。
比如說統一企業，在1967年成立，它從籌備會、股東會、它的紀錄詳細到所有股東的發言，在籌備會當中，誰講什麼話，通通記下來，因為那個做紀錄的人非常認真，這是第一個。
或者包括一些公司的規章，比較有概念的公司負責人，一開始就制度化。如果是一個能夠成功的公司，創辦人或領導人，他們對於經營管理，不只是他會把它文字化，公司的相關規章也會出來。
早期的規章，到後來怎麼演變，這個東西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還原這家公司怎麼開始誕生、怎麼立足、怎麼發展。後來像我剛剛說的董監事會議紀錄，做重大決策的時候，都在那些紀錄中，那你要做研究，就得去還原這樣的東西。
後來我發現要做一些大型企業，客觀上可以取得的是公開說明書。在早期很多公司還沒上巿以前，它為了增資，發行了許多公司債，它需要有公開說明書；這公開說明書要主動去跟他要。它可以反映企業早期很多資訊。後來公司上市後每年要有年報、季報、半年報，這也是很有用的。如果你可以從早期的資料開始看，你就可以看到它長期的發展。從我們研究歷史的人來看，這些是基本材料。要做企業，主要的文書檔案是必要的，現在比較容易，因為現在大企業的公開說明書，年報裏都可以取得資料，還是得靠公司提供資料。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媒體的採用，大家都知道有關報章雜誌對企業的報導，或是政治上所謂深入調查訪談，在裏面我看來很多是不可靠的。我的經驗，尤其是外圍的人，他只是從側面去了解，捕風捉影，那個通常都是很危險的。要引用一般的媒體材料，報刊雜誌或是財經雜誌方面的資料，那都要非常小心，你要看他組成問題的性質。因為記者通常會有一個不好的習慣，他訪問的到的寫，訪問不到的他會憑他的理解來寫，甚至沒有訪問都說他有訪問。所以媒體材料，我不敢說一定很不可靠，但是你要非常小心。
最後比較有用的是企業家個人傳記，回憶錄。這個在是材料上非常重要的，這在早期非常少，但這幾年又非常熱絡，大概老一輩要留下記錄的都差不多了。但是，即使是企業家的傳記或回憶錄，也不一定全然地可靠，這些東西都要做一些考證，相互的比對跟查證是必要的。這在歷史學的研究上，都是屬於考證的範圍。」
2. 深度訪談：在這個部分謝老師談到的是口述歷史的研究方法，在質性研究中是很重要的一環，其中進行訪談有一些細節跟重點是我們可以注意的地方。比如事先所要進行的功課、與訪談者間需要建立的信任關係。
謝國興老師：
「做資料的收集，訪談很重要的事。但是訪談前要先做好功課，否則你不能去了問他說：這個公司為什麼會經營成功？他不知道從哪裡講起。你一定要問非常具體的問題，他才能夠把他記憶的盒子打開來，當然這個牽涉到口述歷史要怎麼進行。這又有一些竅門跟學問。
很多公司它通常文書資料留得非常少，都留在董事長、總經理，或是重要負責人，包括董監事的腦袋裡頭；所以就只能靠訪問，深入地跟他談。
企業經營者，絶大部分記憶都非常好，只是他願不願意說。願不願意說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個人的個性，有些人他是不願意外揚，有的人是很謙虛，覺得沒什麼，我們很平凡，他們不願意去說；另外一種是碰到敏感的問題，他也不願意說；有一些是刻意遺忘，不知道是刻意遺忘還是不說，
口述歷史要公開，比如像我會註明是吳修齊說的……。正規的來說，在我們口述歷史的使用上，這是公開的，要取得公開的受訪人的授權。因為這個東西牽涉到，比如說，我今天訪問陳介玄，陳介玄說王振寰當年怎樣怎樣，後來我把它公開了，陳介玄說沒有這回事！他可以告我，所以這個會牽涉到法律責任。我們台灣的口述歷史從1950年開始做，有一個公開發行的表格，針對訪談內容要授權，我們有一套嚴謹的過程。而且訪問好的稿子整理後要給當事人看過，讓他簽字認可，有點像口供，你要畫押以後才有法律效力。
口述歷史一定會有記憶的誤差，訪談的材料選取要非常小心。這個在歷史研究上叫考證，用各種方式去確認這個資料的可信度。所以在歷史學研究上有一個原則叫做「孤證不立」，只有一個證據，你不能拿來當做立證，這個是很危險的。
還有我強調「信任格局」，你如何很快地得到對方的信任，這個有時候是不可言傳，除了你的誠懇，你的事先準備，讓人家覺得你的工作重要，你又適合做這個工作。取得對方的信任，就可以有很多的故事，他可以把材料提供給你，他可以幫你介紹你去找其他人談這些問題。所以這是在做企業研究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跟負責人，或是專業經理人，你如何取得對方的信任非常重要。這個跟個人所表現出來的人格特質相關。企業訪談不只是他的領導人、創辦人，還有他的專業經理人也很重要，尤其是不同階段的專業經理人，如果能從創辦人，經理打入，告訴他我想訪問某某某，上面一聲令下絕對沒有問題，這是在私人企業。」
3. 參與觀察：在一對一訪談之外，有參與觀察的過程，可以讓研究者從一個自然的場域中去對照、印證或補充他所訪談及收集到的資料。
謝國興老師：
「如果有機會，不要排斥參與他們內部的活動。研究通常都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這個時間就會運用到人類學所提到的「參與觀察」。不只是從文書資料，或是聽他靜態的陳述，有機會可以去參加公司業務以外的內部活動，甚至有時候他們會主動邀請你去參加。不要
放棄任何機會，因為你更近的去觀察他們的人際互動，或者是他們正經八百談公事之外的情況。
有時候他們老板請某一個人吃飯，會打電話來請你一起去，我當然去，不是為了吃飯，而是去看政商關係。可以去看他們的人際關係是怎麼去維持的，這個人際關係是完全在利益上，還是有發自人情上的一些狀況。很多東西是你有機會可以去觀察的。我後來有比較多這樣的機會，可以觀察他們公司一些內部的文化，人員的互動。」
4. 企業史研究的困難點及注意事項：除了以上三個收集企業資料的範圍，在做企業史研究中還需要注意幾個地方。
做研究在困難點方面，除了資料取得的困難，當事人都不太願意配合，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還有一個，如何保持一個超然跟客觀，也是非常重要的。當你跟一個企業深入之後，他願意提供你很多資料以後，你就involve非常嚴重，你會不自覺的忘記，完全站在他們的立場思考問題，甚至替他們說話。這一定難免，但你一定要常常提醒，你如何在若即若離之間，你一定要跟你的訪問對象保持一個很好的關係，才能得到你想要的資料，但那個好又要讓你不至於迷失了，比如說，他的不好你就看不見了。如何提醒自己去做超然、客觀去陳述或分析，這個是很困難，但是又很重要。
另外，要選擇一個你適合的階段去斷面。比如說，還沒有開始國際化之前可能是一個階段，早期在什麼樣的階段又是一個階段，可以先做一個處理。在公司企業主的研究對於某些大企業選期的時候要有某些階段去切割，後續的研究能夠繼續做是最好的，因為企業一直在變。有些成功的企業集團化，但後來又分裂，科技業和傳統產業有何不一樣，他們的分割和分化又是怎麼變化的，這裡面也很有多屬於經營策略的考量，也有可能人情恩怨的問題。
另外，在選擇研究標的企業上，如果企業能夠對當代或是未來有比較大的啟示，是一個能夠永續經營的企業集團，或者企業做比較長期的追蹤是比較有價值的。尤其是他們必須國際化對台灣提供一種歷史經驗我覺得是很有意義。」
謝老師在演說過程舉了相當多他當初進行台南幫研究的實際例子，讓我們更瞭解他所列舉的收集資料、訪談、參與觀察及注意事項這些面向，為何有其必要之處。同時這些面向對於企業史研究來說，是一個基礎，同時也是研究的入門方法。在他生動的演說中，在場的師生都饒富興趣的傾聽及吸收，並且針對方法的部分提出相當多值得討論的問題。
第二場次請到的是長期進行企業研究的社會學家陳介玄老師。陳老師在早期與其師高承恕老師一起進行台灣中小企業調查，一直持續關心台灣的企業發展方向。他以他多年來對台灣中小企業的瞭解及觀察，提出台灣要進行企業史研究需要注意到的四個面向。
【企業史研究的幾個思考】
1. 研究企業史之理論框架：超越台灣企業生命的侷限：
「最近我越來越常關心到實務跟學術上會通的問題。思考到面對真實問題的能力，不一定拘泥實務上或學術上有表現，而是提出對總體社會的知識或專業有貢獻。這是我最近一直很關心的問題。
所以我第一個想提出的就是我們對企業史在理論上的架構，我們有一個更宏觀的思維。剛剛王老師有提出研究架構就是有四個面向，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項度。我在思考的是，這裡面有沒有幾個要素是特別值得我們從西方的發展過程中來思考的。
在時間跟空間的向度，比如我們可以擺30年、50年、100年、200年，我們可以思考：我們要放多久來成為我們企業史研究的架構。如果是空間，要擺多大？地區產業可以延續兩、三百年，範圍是國家，或是跨國的？
我們對企業史的研究在時空向度上可以超越美國Chandler的模式。從17.18th以來金融貿易產業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比如說東印度公司怎麼經營的，他當初在十七、十八世紀就可以跨國去經營，光是資訊的管理就非常不可思議。裡面有很多管理意涵。所以支配資本主義發展的這幾百年，拉得更長的話可以看到很多長期累積下來的力量，這力量怎麼形成的坦白說不清楚。」
2. 百年企業研究之必要性：超越時空之組織傳承問題
「另外，如果要思考台灣未來可不可能有50年、百年企業，可能給他的基礎跟搖籃，要什麼樣的場域才能培養這樣的一個企業呢？他的制度安排的環境是什麼才有這個可能呢？是不是打通兩岸市場障礙、可以給台灣企業未來百年一個基礎呢？這個在資料的收集上可以多延伸。從在美系、歐系乃至於全球性的資料裡面建立資料庫，來支援我們思考台灣本土企業史研究上的參考架構。」
3. 金融及貿易企業史研究之必要性
「我認為，是不是有一些產業的屬性我們應該也可以深入思考。譬如說：我們台灣自己是製造為起家，所以我們標定的企業對象大概都是以產業為主，這是很實在的問題。對於未來譬如說像是貿易跟金融這一種產業的屬性，他是不是有可能將來在面對傳承上企業的研究上有獨特的位置。
因為我們看到到今天會有300年、400年、500年的產業都很多元化的，譬如說很多服務產業像金融、貿易、服飾業或是像一些生活消費品，皮革類如果以歐洲來講的話。也就是說這些產業的形式，是不是我們可以特別來思考哪一些屬性、針對哪一種時空傳遞中的特別的優勢。
譬如說金融類，以英國來講的話，為什麼它能創造整個金融類？今天攤開金融版圖來講，他具有那麼大的支配性和影響性。相對來說，英國的製造產業不像亞洲新興國家乃至於美國那麼一樣的支配性，所以這個地方是不是某一些產業的屬性。剛剛我們談到，對於我們要看到歷史的延續性有一些獨特的關連。這個獨特的關聯，對於我們在研究本土來講，是可以作為一個研究上的依據、判準來掌握一些資料；當然可能翻開台灣歷史上來說這個東西不多，可是某些銀行產業，因為我們台灣早期都是小貿易，大貿易都很少。是不是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去思考。」
4. 企業史的實踐性
「最後，到底企業史的實踐性是什麼？剛剛溫老師有提到問題值得思考，因為要來之前，我在思考企業史的研究要導引不同團隊的研究價值，乃至於對學生、企業，到底是要做什麼樣的意義和功能？
譬如說你剛剛提到前一陣子百花齊放的企業專例出來，我相信很多人願意看，當在迷惘的時候、當在找不到出路的時候，我看看統一怎麼做、台塑怎麼做、我看看王永慶怎麼講、我看看高清愿怎麼講、許文龍怎麼講，那真的是很有幫助。或許自己也不一定完全學到，但總是好像一盞明燈參考一下。
企業史在這個過程中的實踐性要怎麼定位？譬如說我看Chandler我很用心的要去找他哈佛的那一些已經出版的企業著作，可是不容易，很多都是已經落入檔案裡面了。所以顯然他不是很 popular在市場上流通。如果說是很有價值的書是會一代一代翻新一直不斷的被讀，被作為參考的一個書籍。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我們能夠思考出在企業史研究上有更深的實踐性，這個實踐性是不管是在實務上，還是學術發展上一個非常重要意義的地方。譬如說王老師說的發言權；還是像日本對整個企業在社會中體驗的總結，使企業能夠再出發。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我們在做非常大型研究的策略跟計畫，乃至於一個方向的時候，我們可以多多少少在這個地方多思考。因為我總覺得如果做下去的話，其實不只是理論上非常有幫助，對企業本身應該非常需要。
台灣是因為它歷史短，就是因為它發展過程中，在這短短的3、40年中出現了這麼蓬勃的企業；相對也因為這樣，或許他對於很多未來走向全球國際的舞台過程，它需要知識來輔助、來支持，那學術界能不能提供？
所以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是不是有一些重心，這個重心實踐性本身也是一個元素。
陳老師提出的四個思維試圖讓我們在努力了一年多的成果之上，有一些更重要的問題思考，以便成為未來研究路上的重點發展方向。這幾個面向的思考不但擴展我們在台灣企業史上的焦點，同時也引導我們往永續經營的方向去投入這個研究當中。
【跨領域的對話】
企業史研究團隊有一個基礎的特色即為跨領域。因此本次工作坊的參與成員來自不同領域的老師和學生共聚一堂，探討在企業史研究方法及理論架構上，可以如何跨越跟磨合。不同學科關注的焦點原本就不同，透過工作坊的交流及討論，各領域能展開跨學科的對話，這是必然而且必要的。
【一般性VS 特殊性】
人文社會科學裡有基礎學科和應用學科，會影響學科間對「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同觀點。以商管學和歷史學為例，商學院注意一般性的運用，面對歷史學著重細節和全貌性的方法論，著重符合歷史文化脈絡下的特殊性，或許能為管理學帶來新的思維。在這場跨領域的對話中，幾位商管專科的師生也針對這個部分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吳安妮 老師：
「謝老師是做歷史研究但是對商科蠻瞭解，你說不同產業的國際化策略是不一樣的，這點是非常正確的。
現在管理學界在做研究的時候通常都是先有一個理論，比如說國際發展就會有五個理論，學者會用五種理論去收集資料再去證明，設計假設。我看到一個重點就是台灣的情況若是這樣，你看到的東西可能會影響到原來的理論體質的改變，我們台灣本土的理論可能就會有所不同。
我們現在蠻多理論都是西方的，但是就是用西方的理論套台灣的資料，那還是不算是本土的呢？你有否想過你的這個作法（口述歷史）會不會影響商學院或是其他領域可以結合的地方？
第二個問題是，商學院現在在轉型。過去是實證的資料，用統計分析去證明理論，但也慢慢發現個案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問在做歷史研究時是用很多資料去證明，還是就像你講的用訪談去證明，或者兩者都需要去用到，我想也許可以參考成為管理學界一個新的理論研究法。」
謝國興 老師：
「歷史學原來的宗旨之一是說故事，歷史本身在告訴我們過去發生了什麼，希望把過去發生的事情說的正確一點，或深入一點，或是不要太偏差。
但是所有過程告訴我們歷史的發展與變化好像有一些道理、有一些原則，但我們又不敢說一定有哪一些規律，這跟自然科學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科學很極端想要找出規律和規則，人文最大的區別我們永遠不敢說因為從這個經驗得到的原理或規則，是可以應用到其他很多的事情上。
我們永遠在做拼圖，希望把那個圖像拼得比較清楚些，人文學跟歷史有這樣的特色，歷史學做一個企業的研究，對經營管理這一塊會接觸得比較少，經營管理追求的還是一些原理，我們比較不相信這個東西，所以我們會從經驗研究裡面去得出來怎麼去看問題，這樣並不能去推翻探索規則的學問，只是希望作一些補充。
歷史學的研究是一個經驗研究，從一堆雜亂無章的資料裡面，去看去講出一點道理來，關於這樣的道理可以讓不同學科的人做一點反思參考。我覺得不同的學問都有它的價值。我強調我們做的是經驗研究，沒辦法用數據或是理論去推、去演繹。」
別蓮蒂 老師：
「那你們的研究會不會有一個結論，（謝：有）那這個結論可不可以當成管理學界的一個假設的起因？」
謝國興 老師：
「可以，那個前提是你認為我這個結論有這個價值。」
王振寰 老師：
「在管理上你們會去研究基本上是不變的東西，歷史學在做一個公司企業發展個過程，它關注非常細節的東西。我剛強調的是一些基本模式像現代公司的運作，很細緻的東西，包括公司的決策，事實上在每一個國家因為文化的關係是不同的。」
吳安妮 老師：
「目前台灣學界的理論和統計分析都是美國的，結論馬上就可以出來，細節的東西就沒有扎根。我覺得以上對話對我們管理學界非常重要的突破點，我想如果繼續下去，也許可以成為政大一個非常有特色的管理理論的重點。」
溫肇東 老師：
「現在我們(商學院)教出來的學生，基於老師做的研究，所以講課的內容就在這個層次，學生可能學了很多理論但是不知道怎麼用，進入企業後還要花很多時間去調教。現在國際化與大陸這麼重要，如果老師的研究還是淺淺的表面上的數字、統計，那我們教這些西方的原理原則，學生將來在外面的競爭力，其實會有很嚴重的問題。
可是如果要對台灣有更細節的瞭解，對台灣研究做得比較深，去國際對話，或才會有比較好的基礎，因為這樣的研究與教學對學生的實力上比較會有助益，這是相當基礎的問題。」
同學：
「我的問題就是『一般化』，我想問在探討台灣企業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西方文獻會提到一些企業成長，會把企業成長分成不同階段，企業成長的這些過程中，內部的資料越完整越成功。想請問老師在做這些研究過程中老師是否發現台灣有哪些特殊性，是和西方不一樣的模式和成長方法？若這種成長方式可以提出來，我相信要一般化就會變成可能。」
別蓮蒂 老師：
「我先幫商學院學生說明一下背景，我們是偏向學術應用的，根據我們的理論來應用，所以一般化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如果發現某一個東西我們希望它能夠一般化，最後才能叫做理論，我們要的是這個東西的結果是可被用的，可被用除了一般化以外就會達到績效，績效的問題是我們的基礎訓練。
歷史研究剛剛提到好像是五十年前的條件，但現在條件不同了，我們以前的一般化都是在什麼情況之下，這個情況是一個海島，這個情形若不被國際認可的話怎麼辦，我們會有N個類似這樣的問題。」
熊瑞梅 老師：
「從社會學家韋伯就一直在挑戰，純粹管理學者認為組織主要目的是在不斷的創造效率和最大的利潤，那是一個神話。它們一直告訴自己很多那些survival跟正當性去告訴大家都怎麼做，但是資料根本無法顯示。我們社會學家一直在挑戰這個東西，原則上我們也不排斥，但是很多研究就是沒有辦法證明，你看到一個組織結構最後都是比較，其實很難證明。」
【質性研究VS量化研究】
延續著一般化和特殊化的主題，質性研究可提供為一個實用的方法論，不同於純看數字說話，強調真實合理且富批判。在場中有許多同學來自商管學院，對於用量化及質性研究的問題也提出疑問，不同領域的老師也針對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提出見解。
熊瑞梅 老師：
「社會學家就是一直提，從韋伯的社會學就一直在挑戰，純粹管理學者認為組織只要目的是在不斷的創造效率和最大的利潤，那是一個神話它們一直告訴自己很多資料根本無法顯示，那些survival跟正當性大家都怎麼做，他就怎麼做那反而是他真正存在的東西，我們社會學家一直在挑戰這個東西，原則上我們也不排斥但是很多研究就是沒有辦法證明，你看到一個組織結構最後都是比較，其實很難證明。」
溫肇東 老師：
「我們說IBM的PC好了，IBM對PC產業有很大的貢獻，可是你去研究IBM部門PC從開始到賣給聯想，算一算總帳去賺還是賠，做品牌絕對沒有我們想的順利。反而我們做代工的產業，像我們鴻海、宏碁明碁都還在，可是王安、compaq、IBM的PC都不見了，這是破績效的神話，可能很重要的是：周轉率要高。
再回來講質性研究，科管所找一個蕭老師，他長期很辛苦一個人奮戰做質性研究，他發現在整個AOM裡面已經有15%的paper是質化的，而且在review board裡面，已不會把一個質性研究丟給量化老師去評，這個形式是這樣在發展，所以可能沒有那麼悲觀。
做質性研究或是歷史研究他的判準主要不在一般化，這是牛頭馬嘴，不能用傳統實證研究的判準去判斷。質性研究，可以推薦一本書：不用數字的研究，書中談到做研究要符合真實、合理性，還是有一點批判性在裡面，這部分可以給管理學參考，質性研究的發現可以做為以後研究的假設就夠了。」
王振寰 老師：
「大家關心的其實有共通點，我們做質性研究的人要能夠一般化的過程到底是什麼？我們一直想台灣的企業發展或台灣社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你要知道有特殊的地方也要知道共同的地方，要不然怎麼知道你特殊。
換句話說你在做一個台灣研究要宣誓說你特殊你企業的發展和不同國家的發展，為什麼要談全球和其他國家，是因為我們要知道台灣的特殊必先知道其他地方的共通點是什麼。
當你知道共通點，當你去發現研究深入的時候你就知道那些不同點在哪哩，在哪裡的時候已經在一般化了，台灣的特殊是建立在你跟別人不同的地方上，所以一個質化的研究能夠建立一個深度的理論建立在深厚的知識上，而不只是在那個個案上面。
譬如我現在做的研究是台灣產業的聚落，台灣產業的發展包括技術的發展，台灣的發展當然是從外來的，和很多落後的國家一樣只是在catching up 而已。事實上台灣現在已經追趕到一定的地步。
假如要到台灣的產業全球跑來跑去，為何又要全部都聚在一起，因為它運用了最大的組織優勢，有彈性、能夠便宜又有信任，但不是全世界賣最貴的，所以必須要非常快速，這就是台灣的特殊性。
特殊性是建立在你了解其他國家不是這樣子做，這個東西投在國際刊物一定被接受，你講到一個高速發展但又不是最先進又不是很落後的地方，這不是只是台灣的特殊性，這個東西不會被接受。講到一個非常特殊可是又是一般性的東西，要做到這個地步就是要一個比較的基礎，必須知道現在正在發展的東西，而台灣的特殊是什麼。」
溫肇東 老師：
「做質性包含個案的研究策略，其中一個策略就是否證，一個好的個案可以用來否證一般理論，在它的條件前提，什麼地方沒有涵蓋，因為做的夠深入、夠真實所以大家會相信這是一個的很顯著的突破或發現。
你要它去一般化，是特殊到一般的辯證當然很難，可是去否證一個很有名的原理定律相對要容易，在台灣做研究對我們來說很真實，但要選擇有點顯著的產業，對全世界的產業有點影響，那所發現這個行為模式跟西方是不一樣的，它就不能忽略台灣。台灣有一些還不錯而且在世界上佔支配性的產業，他的經營管理是跟你的那個理論不一樣的，你一個個案很深入就足以向他挑戰，所以這是一個研究策略。」
溫肇東 老師：
「王老師他過去可能不太注意績效這一塊，可是如果這個企業組織裡面的人是這樣的行為，績效至少它是一個參考質，不同時期可能行為不太一樣；這部分還是可以跨領域討論。」
在場師生經過這一番熱烈的討論之中收穫良多，雖然主題定為企業史的研究方法，但是同時我們也再回到原點，思考台灣企業史的研究架構及思維要如何界定，才能夠在未來的台灣社會發揮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會後，溫老師代表研究團隊敬送紀念品給兩位演講老師，並與研究團隊一起合影及餐敘。未來企業史研究團隊會舉辦一連串的研究工作坊，也期待在更多的交流對話中使台灣企業史研究更形豐富深入。
「檔案會說話！」檔案的保留記載著我們走過的歷史痕跡，也直指著未來方向的智慧。十月份開始連兩週，經濟部及行政院研考會共同合作，由檔案管理局承辦本年度的檔案展，主題定為「發展經濟
再創奇蹟—百件重要經濟檔案展」，正好呼應現在全球低靡的經濟景氣狀況。展出的百件重大經濟檔案，係由六百餘萬件檔案中所挑選出對台灣經濟發展具有重大代表性的文件及文物。經濟檔案的保存，實實在在記錄了台灣所經歷過的不同發展階段，主辦單位期望藉由回顧歷史，能讓全民一起展望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
整個展場劃分為六大類的展區，主要以台灣經濟發展的六個歷程做為規劃：「組織沿革與重要推手」、「經濟重建與進口替代」、「獎勵投資與出口擴張」、「產業調整與自主經濟」、「經濟成長與自由化」、「產業升級與國際化」。展覽中甚至有宣統元年的官方經濟文件檔案，彌足珍貴。
展覽的開幕式典禮中，主辦單位將台灣經濟發展的六個歷程分割為六塊拼圖，再一一堆疊中拼湊成一塊台灣的基石。此基石象徵這次展場所規劃的六個發展階段，一件一件珍貴歷史檔案，正是見證著台灣經濟發展從戰後的艱苦復健期到依賴成長期、高度成長期、積極調整期、乃至於到現在的全方位開放各個時期的步履，雖然很艱辛但是卻也展現出政府因時制宜之政策與民間積極投入配合的血汗心力。如今受到全球景氣下滑的波動影響，台灣也遭逢這個巨流的衝擊，透過回顧歷史檔案，我們能將歷史經驗作一個歸納及分析，重新再升起度過難關的智慧及力量，繼續前邁。
由此可見，政府越來越重視發展歷程的檔案保存管理，然而企業做為經濟推動的重要單位，回溯台灣企業百年來的檔案收集，卻是寥寥可數。多數企業經營者未能見識到發展中的企業資料及重要文件對於企業未來命脈的重要性，同時也造成在學術研究上的困難，讓台灣學術界在企業史的研究及理論發展上長期落後他國。藉由此次的百件重大經濟檔案展覽，更加印證台灣企業史資料庫所推動的方向是無庸置疑的，除了希望在學術界上能建立企業資料檔案以做為研究的基石，更重要能夠為台灣社會經濟發展中留下台灣企業貢獻的見證。
在今年北京奧運期間，大家可能有注意到五洲製藥的廣告很多，他平常廣告並不多，集中火力在奧運應該也是五洲董事長吳先旺的策略，他的傳記曾在兩年前出版。
吳先旺豐富曲折的人生「傳奇」與作者蘇拾瑩對「傳承」的發心與努力，成就了這本書。吳先生的事業或許沒有王永慶、張榮發、高清愿的規模與絢爛，但在台灣類似吳先生的中小企業反而較為普遍。吳先生年紀比我父親及岳父小一些，但同樣都是從鄉下赤手空拳來台北打天下，他們的所經歷的幾個時期與情境，有些是目睹看過，有些是聽過有印象，讀起來倍感親切。
四、五零年代的那些景象，可能是目前六、七年級生不容易理解、體會的一段歷史，但作者的描述十分生動，許多場景、人物都能一一浮現，「台灣中小企業精神」被具體地刻劃出來。這本書對有興趣的年輕人，無疑是一個能建立跨「世代共同記憶」的載具。
吳先生這一輩子創過很多事業，從機車行、黑油、藥品、建築、婦產科到中醫院都做過，正是學理上所說的連續創業家(Serial Entrepreneur)，有創業精神的人會不斷地思考新的事業點子，且會起而行去實踐之。吳先生做一行像一行，雖然當中也遇到過一些挫折，但大部分都能成功，更妙的是他多能急流勇退，再去創造不同的新事業。
他雖然不識字，但對決定去做的事他著力都很深，包括養鴿、古董等嗜好。從小時候管理漁塭，對海鳥獵食虱目魚的觀察，以及寒流來時如何搶救漁塭，提前發覺海水倒灌的信號等，他都能發展出自己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同樣開機車行，許多人開了一輩子，但他很快就發現賣小包裝黑油的機會，因而得以轉行翻身。所以不識字，並沒有成為他累積知識與學問的障礙。他常說「學問，多學多問，多發表，知識就是你的」。對你所關心的事，積極地涉入(Engaged)，「用心就會捉到竅門」也是他的理念。
他很早就瞭解到商標的重要性，大家都能朗朗上口的「足爽」與「斯斯」廣告詞，也是來自他的創新構想。針對目標市場，這些平俗近人的行銷策略，廣告的投資效益極高，是資源較匱乏的創業者可以參考的。有了品牌後，他對品質的堅持也是維繫品牌資產的重點。
就創業的理論而言，除了知識與能耐之外，發現別人沒有注意到的「機會」也是創業的關鍵。他說「別怨嘆沒本錢，機會就是你的本錢」，但要有洞察力則需要先累積與整合先前知識(Prior-Knowledge)，因為「機會到處都是，但不會發生在不熟悉的地方；隨時都有，但不會落在沒有準備的人身上」，吳先生從實務上的體會和學理也不謀而合。
創業者發現的機會通常會大過他手上擁有的資源，因此要有很好的溝通能力，去說服有資源的人來協助你。吳先生也善用自己的實績(Track Record)去經營其人脈關係，才會在需要的時候碰到「貴人」。像是書中提到他的兩位金主伯樂，即是吳先生和他們從小的借貸關係中逐步建立起信用，才能在事業擴張時得到所需要的財務調度。
在吳先生的傳記中，也看到一些如何當老闆、如何以身作則、待人用人的「領導」哲學，但比較少看到的是團隊，或他的班底。因為本書以吳先生為中心，而不是他的企業體，五洲也沒有上市上櫃。其實並不是毎一個企業都是以做大為絕對的目標，如能做到最適規模，人生也可以很愉快。有些創業者沒有退出（exit）的智慧，反而被事業拖住，退不下來，交不出去，真的是又企(氣)又業(孽)。
前面說過吳先生的事蹟反映了台灣過去無數中小企業發展的形貌，是很好的記憶傳承。或許有年輕人會問，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中，不識字的人是否也能創出一番事業？我相信Google上能找到的「資訊」只是人類「知識」的一小部份，反而我們要問的應是，為何很多識字的人無法做出像吳先生的事業？因為盲眼者比較不怕槍砲，知識的束縛讓人有所不為與不能，反而失去一些本能與衝動嗎？
與創業相關的知識與能耐，有許多無法在一般的資料庫中找到，其中有一部份必須要像蘇拾瑩這樣地爬梳與整理才能獲得。雖然寫傳記（非學術考證）免不了多少有些選擇性地隱惡揚善，但並不傷害本書成為年輕人勵志的讀物，加上作者透過對吳先生的事蹟，對灣中小企業繁盛的創業精神之勾勒十分生動，值得推薦給大家。
（編按：本文為專文推薦序，95年刊登於「窮鬼翻身」一書中。）
近年來，百貨公司在臺灣可說是流行文化的代表之一，百貨公司的高品質、多元商品與服務，以及明亮、整潔的環境，不但滿足各層級消費者的購買慾望，並為消費者帶來一個舒適性極高的消費場所，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百貨公司兼具休閒娛樂的功能，對於生活型態逐漸轉變的消費者而言不啻是一個的新去處。但這樣的情況不會是一夕之間發生的，臺灣百貨公司的發展，從成立興起到蓬勃發展脈絡值得研究者去做探索。以下試就臺灣百貨產業的發展作一說明。
一、日治時代(1949年以前)
百貨產業在臺灣的發展主要可以追溯到日治時代，在日本統治初期(約1899年)，日本內地的百貨店包括高島屋與三越百貨店，便將發展觸角伸入臺灣島，以郵購及特賣會之無店舖型態進行各式百貨商品的販售。而臺灣真正有店舖型態的百貨公司至1930年代才出現，主要有三家百貨店。
首先是在1932年由棉布商人重田榮治所創立的菊元百貨，設立於臺北當時最重要的商店街榮町(即今日衡陽路與博愛路口)，是一棟七層樓的建築，其中一至四層樓陳列販售各式西洋與日本雜貨、化妝品、服飾、男性用品、玩具及家庭用品，五樓為食堂，七樓為展望臺與喫茶室，內部裝設「流籠」(升降電梯)，為臺灣當時少見的設置，因而吸引許多人前往參觀，使得百貨公司不只是商場，亦是一種「摩登」與流行的代表，不過主要消費客群仍以日本人和較富裕的臺灣人佔多數。
同年，林百貨店在臺南末廣町開辦，創始人為林方一。如同菊元百貨的高樓建築，林百貨店樓高六層，在店舖的構成上，不論是商品販售種類，或是洋食堂、喫茶室、頂樓展望臺、升降電梯的設置皆與菊元百貨店相近。
1938年吳服商人吉井長平在高雄地區創辦了吉井百貨店，有五層樓的賣場，以及頂樓的屋頂花園供顧客休憩。
日治時代的百貨店所販賣的商品與現今百貨公司或許無太大差異，但就時代情境而言，當時至百貨店參觀、購買流行商品，或在食堂內用餐、吃點心、喝咖啡已是一種進步且時髦的象徵，再加上百貨店高樓建築、升降電梯帶來的摩登形象，使得百貨店的存在於消費流行文化上更具有時代性意義。
二、萌芽時期(1950~1975年)
戰後，菊元百貨公司改名中華國貨公司，貨品來源從日本改為上海，但後因經營不善而倒閉，不過在該地點之商圈附近陸續仍有百貨公司成立。1949年上海商人陳仲良在臺北博愛路設立建新百貨，以販售布料、綿帛、服飾為主；1951年南洋百貨在成都路開立；1965年徐偉峰在中華路開立第一百貨，以專櫃經營，商品皆按照種類擺設，1968年改為今日百貨。此時臺北市的百貨公司主要皆集中在西門町一帶。
除了臺北之外，戰後高雄的第一家百貨公司為毛線商人吳耀廷於1953年在高雄鹽埕區所開設的大新百貨，大新百貨銷售最大特色為專櫃經營，推行為商品標價，1959年更在百貨內部設立自動手扶電梯，更使得大新百貨成為當時高人氣的參觀勝地。
而在1966年至1975年之間，則陸續有華僑、萬國、遠東、亞洲、大千、日日新、人人、天鵝、企鵝、欣欣大眾、新光百貨之成立，其中有幾家是由國內企業所投資成立，如遠東紡織所投資的遠東百貨、新光企業投資的新光百貨等，甚至是由退輔會與民間共同投資創辦的欣欣大眾百貨，這些百貨公司多半附設經營超級市場，甚至兼營電影院、保齡球館等娛樂事業，成為一種綜合型的百貨銷售經營型態。
此一時期的百貨公司逐漸發展出現代百貨公司之雛型，專櫃經營、商品標價與不二價觀念定型，百貨公司的成立多半與紡織、服飾相關行業有關，而且也慢慢開始由個別成功的大商人經營者轉向企業投資百貨公司的形成模式。
三、成長競爭時期(1976~1985年)
1975年之後，永琦、國泰、芝麻、來來豐群、新第一、中興百貨公司紛紛成立，而隨著當時國民所得的增加，民眾消費能力隨之上昇，百貨公司業者開始逐步成立全省連鎖分店，並且以各種銷售手段爭取經營績效，商品打折、特價等促銷活動屢見不鮮，競爭相當激烈。此外，百貨公司的銷售方式更結合各廠商的商品展示，以及各種寓教娛樂活動作為吸引消費者上門之動力。但隨之而來的是整個百貨業的惡性競爭，各種不當折扣、賣價不實的情況不斷出現，1980年由遠東、今日、新光百貨發起成立臺北市百貨綜合小組，以協調百貨業市場秩序為目標，並規定折扣日期與規則，以避免各百貨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
而在此一競爭的階段，臺灣的百貨公司亦開始與外國技術合作經營，如來來百貨與日本阪神百貨合作、遠東百貨與日本伊佐藤榮堂合作、永琦百貨與日本東急百貨合作，引進百貨公司經營理念與動線商品整體規劃等技術，試圖以日本百貨經營經驗為基礎，發展出自有百貨公司經營特色。
至1980年代百貨公司更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包括力霸、環亞、統領、東光、明曜、先施、大平洋SOGO等，除紡織業之外，房地產業、建設公司、零售業者投入百貨業經營的比率增高，主要原因包括百貨公司經營有助於建立商圈、提高房地產價格，而且百貨公司營業所獲取的現金收入，可做為企業集團資金流通的來源之一。
此一時期的百貨公司經營，隨著臺灣經濟成長的背景，不同背景的業者開始進入百貨業，各百貨公司不斷成立，競爭激烈不言可喻，百貨公司在擴大自身發展之餘，亦開始注意到百貨業較細緻的服務本質，導入日系的經營規劃理念，調整賣場各部門專櫃的大小配置、商品的擺設與規劃等，使得百貨公司的發展逐步成熟。
四、大幅與國外資金合作時期(1986~1995年)
1986年，經濟部核准開放外商投資國內百貨公司後，開啟臺灣百貨公司與國外百貨公司業者合作經營的浪潮，尤其又以中日合資最為常見。1987年太平洋集團與日本崇光百貨合資成立太平洋崇光百貨在臺北東區正式開幕，成為第一家中日合資經營的百貨公司，導入日系百貨公司的風格，試圖創造百貨公司「服務親切」的形象。而在其之後，中日合資的百貨公司大量在臺灣出現，包括永琦東急百貨、新光三越百貨、大立伊勢丹百貨、中友百貨、大葉高島屋、漢神百貨、廣三SOGO等(參考表1)，讓臺灣的百貨業走向濃厚的日系風格，百貨公司重視自家店面在消費者心目中的整體形象，除商品銷售，更重視與消費者之間更密切的互動關係。
表1：臺灣百貨公司與外國合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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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百貨公司 |
合資企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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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
外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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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
大平洋SOGO |
大平洋建設 |
日本崇光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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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
永琦東急 |
大永興業 |
日本東急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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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新光三越 |
新光集團 |
日本三越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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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大立伊勢丹 |
大統集團 |
日本伊勢丹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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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
中友 |
中屋機構 |
日本松屋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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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大葉高島屋 |
羽年機械 |
日本高島屋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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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明德春天百貨 |
德杰建設 |
法國春天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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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漢神百貨 |
漢來建設 |
日本阪神百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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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廣三SOGO |
廣三建設 |
日本崇光百貨 |
此一時期配合經濟成長與社會發展脈動，民眾消費習慣逐漸從消耗必需品轉向非必需商品，百貨公司的經營風格開始重視所能傳達給消費者在文化與精神層面上的價值，百貨公司所販賣的不只是各式各樣商品組合，連帶重視百貨公司外觀與內部的建築結構、賣場布置、服務人員的親切態度，更包括細微的、更貼近消費者的服務，百貨公司的發展至此已開始走向更深層的消費文化。
五、大型連鎖競爭(1996年~迄今)
1990年代中後期，百貨公司開始走向大型化趨勢，小型百貨公司受限於資金與賣場規模等條件，逐漸無法與大型百貨公司競爭，而是由較大企業集團所擁有的大型百貨公司如新光、遠東、大平洋SOGO、力霸等開始領先群雄，這些大型百貨公司不斷拓展自家百貨公司在全省的分店連鎖經營，並積極追求更高的營業額，在百貨公司商品的販售上，除了各自以各種優惠促銷活動吸引消費者外，更力求創新與差異化，建立自身特色與定位，爭取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型百貨公司當中，遠東集團在2002年併購太平洋崇光SOGO百貨之後，形成遠東集團體系下的百貨事業(遠東百貨、太平洋SOGO)與新光三越相互競爭的情勢，而2008年4月底新光三越取得中國力霸所屬之衣蝶百貨後，在臺灣大型百貨公司當中，可能將形成遠東集團體系與新光集團體系的百貨公司相互競爭對峙的局面。
另外，隨著大型購物中心的概念逐漸在臺灣散播，部分百貨公司開始有走向購物中心風格的趨向，如京華城、微風廣場、風城購物中心等，結合百貨公司與購物中心，讓消費者進入百貨公司除了選購商品之外，也能滿足其他不同休閒娛樂需求，讓百貨公司走向不同的新面貌。
六、結語
事實上，百貨公司在臺灣發展的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臺灣經濟發展的成長與社會變遷，消費商品之大量生產已不再能滿足消費者之偏好，消費者的消費型態逐漸趨向講究個人品味、舒適、重視服務品質、便利性，而這種改變與百貨公司的發展之間存在著何種社會脈絡的關聯性是研究者仍需繼續探討的問題。百貨公司是販賣流行時髦、具品牌、多樣化和高價值商品的場所，除了在商學、管理學上具有研究意義，其在社會學與歷史學上所帶來的社會文化意義亦不容小覷。在歷史的洪流中，如何能找到百貨產業甚至單一百貨公司的興衰起伏，並對社會文化產生影響的變與異，對於企業史的研究而言都是具有價值的。
參考資料
王麗美（1994），《走過八十歲月：徐有庠回憶錄》，臺北：聯經。
林惠玉（1999），〈台灣の百貨店と植民地文化〉，收錄於山本武利、西沢保編《百貨店の文化史―日本の消費革命》，京都：世界思想社，頁109~128。
林麗珠（1993），《臺灣區百貨公司產業報告續篇（一）》，臺北：臺北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麗珠（1998），《臺灣區百貨公司產業報告續篇（二）》，臺北：臺北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柔縉（2005），《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台北：麥田。
周嫦娥（2003），〈從柑仔店到AMAZON―我國零售業的現況與趨勢〉，《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6卷，第8期，頁3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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