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企業史研究團隊」於2010年3月27日（六）舉辦「台灣企業史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的主題為「台灣家族企業」，會議由王振寰老師主持，共有四篇文章在工作坊內發表，分別是呂紹理老師的「日治時期臺灣家族企業史研究回顧」、陳冠政老師的「貪腐是台灣家族企業的宿命？以家族主義、人性面、體制面分析」、張逸民老師的「台灣最大民營企業集團台塑集團的成功：創辦人效應、成長契機、與策略軌跡」與溫肇東老師的「家族式企業的成長極限:王品集團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研究」，並由熊瑞梅老師、李宗榮老師、別蓮蒂老師、樓永堅老師到會與談。

第一場次

題目：日治時期臺灣家族企業史研究回顧

報告人：呂紹理老師

目前在日治時期對於台灣家族企業史的研究可以分成三類：第一種是偏向個案式的討論的家族史研究，涉及不同家族在各工商產業的投資；第二種是社會領導階層或社會菁英的研究，與前面家族史研究比較的話，這類研究較偏向結構的討論，其中主要又分為兩個面向，一個是傳統仕紳如何因應新殖民統治的環境，另一個是新興菁英份子的崛起過程；第三類則以特定的產業或公司做為研究對象，但不一定會去討論在這裡面個別家族的活動。但是目前看來，真正切合這個主題的研究並不多見，目前較有參考價值的作品主要以謝國興的《台南幫》和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為代表，另外就是一些個別零星的文章。按照現在對家族企業史的研究，學者們主要關心的課題有家族資產規模、經營型態和殖民政府法規的政策對家族企業成長的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等。   

關於家族資產的規模，1683年起有大量的漢人到臺灣來，他們首先到臺灣來經營的生意是土地開發，包含土地拓墾、水圳的投資，另外像南部的旱田種植甘蔗，所以米跟糖這兩項大概是清朝銷往大陸最大宗的物產。根據王世慶粗略的估計，十九世紀中葉的臺灣地主階層家族可以分成三個等級，一是年收租一萬石以上（一石大約是一百斤到一百五十斤白米，一石的白米價格是一兩的白銀，這樣的大家族為數不多，有跟著施琅來台灣的施家、板橋林本源家族，還有屏東的藍廷珍藍家。第二個是一千到一萬石，這樣的家族就相當多，像基隆的嚴家、文山地區指南客運董事長高家。此外第三者就是年收租在一千石以下的家族。這樣的結構在1860年代發生改變，因為茶、糖、樟腦這些種類的貿易，使得北部經營茶、糖和樟腦的商人快速的崛起，這些新興的產業加速家族累積的實力外，同時也促使一批從事新興貿易的家族崛起。1895年之後，這些家族經歷殖民統治的摸索期後，逐漸參與殖民政府所帶來的新機會，像是籌組銀行，譬如板橋林家有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也參加交通建設。

在日本時代有關家族企業經營、投資的型態，究竟是哪一種形式？根據涂照彥他所做的研究，可以看到他是按照時間來區分，1910、1920到1930，每十年是一個斷代，在1910年代之前，臺灣人的投資，大部分是以合股為主。大體上來講，這些合股會社，大多集中在清代留下來的傳統產業，像茶、樟腦。不過到了1912年以後，因為殖民政府法令上的管制，主要是在1910年有頒佈「府令第十六號」，規定本島人、未歸化日籍的臺灣人，不能在商號當中，使用「會社」這兩個字，也就是禁止漢人單獨籌組會社，所以漢人跟日人合作，這也是殖民政府的用意，藉由這樣的方式，來擴大日本人在臺灣公司持股的機會。由於這個法令的轉變，使得株式會社在戶數上，1912年從五十八家增加五倍，投資四百八十四萬，這是一個變化，就是說殖民政府的政策，它會促成投資型態的轉變。另外，在1920年，根據涂照彥的說法，對於個人商號改為會社組織，在稅法上有減稅的優惠，這點在20年代也促使另一波把原有商號改為會社型態。

目前我所看到的這些研究，大體上是集中在兩個不太有對話的研究典範，我想第一個以涂照彥為主，第二個是以謝國興為主。涂照彥在談家族資本時，他其實是從帝國主義和被殖民者的角度，還有階級關係角度去談家族產業在這樣大的結構底下變化。謝國興我覺得他比較強調的是，儒家的經營策略對家族企業有什麼樣的助力或阻力。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思考點，這兩個思考點彼此之間是否有交集的地方，則需要進一步來討論。另外，我認為在現在看到的家族企業的書寫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結構式的書寫，一種是個案式的書寫，涂照彥屬前者，謝國興屬後者。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來講，我想要研究的是，這些家族能夠崛起，是因為他們某些歷史機遇，還是他們看到機會而掌握住然後加以發揮。我想在這裡面，也許歷史經驗可以提供的是，從這些家族企業當中，大家如何去觀察歷史機遇的環境。

第二場次

題目：貪腐是台灣家族企業的宿命？以家族主義、人性面、體制面分析

報告人：陳冠政老師

去年八月我到香港科技大學參加「家族企業研究中心」辦的會議，會中邀請全世界各國的學者與會，而會議最後得到一個共識，就是「家族企業不是好事」。而當我自己在閱讀相關文獻時，卻常常看到對家族企業的兩極化解釋，一派的學者就像上述會議的結論一樣，認為把家族企業就一定是負面的，但也有另一派著重於描述這些家族企業是由一個英雄式大家長所帶領經營起來的的過程。而我自己的疑問是，其實中南美洲、英格蘭、法國、德國這些國家也有家族企業，但是為什麼只有華人家族企業總是被貼上負面標籤，而因為這樣的背景，所以我設定這個研究的目的，去細緻的探討家族企業的操作模式，進一步解釋臺灣家族企業的貪腐模式。

在對華人的家族企業的研究中，一般認為貪腐的主要原因有幾個。第一個是家族主義，但是家族主義為什麼會跟貪腐扯上關連？家族主義就本意來說，應該是正面的，譬如說孝、家庭觀念，可是為什麼到企業就變成負面的，而一般文獻上也最常做的就是用家族企業來解釋貪腐的現象，但是用家族主義的單一解釋是不是足夠的？這是我未來研究要回答的一個問題之一。另外，也有些心理學者認為，貪腐是為了追求個人的最大利益，這跟家族主義是無關的。從人性面來看，貪腐也不是只有跟家族主義扯上，它是一個全面性的，是上層體制的關係。綜合這些文獻，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試圖提出一個這樣的整合性架構的解釋。國內也有做過這樣的研究，大部分都是採取單一面向的研究，缺少系統性的分析，只用一兩個個案，像是力霸，也缺乏法律部分，大部分是用新聞媒體的資料，缺少學術性的審查。

為了改進傳統研究的缺陷，我用的資料是自己建構的database，從已有起訴書的85個案，選其中56個來採用內容分析法研析。從這些資料中發現到，其實貪腐不只是家族企業的問題，可能有更上層的根源，因為是既有的體制提供家族企業可以操弄的空間，就算其下的不是家族企業也同樣會進行操弄。因此，貪腐是一個普世的現象。單從家族主義來詮釋弊端，我想是過於窄化了，以前的研究都說家族主義是家族企業敗壞的因素，但其實是人性因素，而它剛好是家族企業，所以才被冠上這樣的標籤，換成一個西方的企業，我想也是這個樣子。

第三場次

題目：台灣最大民營企業集團台塑集團的成功：創辦人效應、成長契機與策略軌跡

報告人：張逸民老師

我研究切入點很單純，就是是台塑的創辦人王永慶。基本上我的論點就是創辦人效應的重要性，掌握了這個就可以掌握到大企業成長的關鍵。台塑的策略軌跡很單純，石化業提供王永慶一個很重要的成長契機，然後王永慶把握住這個機會，於是才導致一個石化王國的建立。

但說是把握機會，其實也有點當年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味道，因為原本石化是一個沒有人要投資的計畫，但當時的政府找上門時，王永慶卻欣然接受，但其實他一點也不懂石化業。為了要銷往南亞生產的塑膠，所以就有了塑膠加工，塑膠袋、雨衣、水桶、肥皂這些都是，而剛好1960年代美國也大量進口這些東西，台塑只好拼命擴充應付下游需求。但是這些下游王永慶認為不符合他的經營理念，因為他不看好勞力密集，所以王永慶就放掉了，可見他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石化業很特殊，上游中游下游依賴程度很深，所以上面亂定價，下游就受苦。台灣要保護中油，但是中油又沒有效率，大家要跟中油買，但是出去的東西又沒有國際競爭力，這就是所謂垂直整合體系的問題。因此王永慶努力經營上游，掌握原料來源，但是王永慶申請發展上游被拒絕，因為那時候還在發達國家資本的時代。再一次申請不行，王永慶被迫出走，到國外設廠。然後在美國慢慢建立一套垂直整合體系，跟台灣一樣，基本上複製台灣的經驗。那時候石油危機，1978、1982年有很多石化業在調整的時候，有些工廠拋售，他就接收。他掌握了上游，就不必靠中油。1984年自由化後，政府才允許台塑設廠。經過五十五年的奮鬥，他完成了上游下游的整合，不斷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為了支持台塑，汽車運輸、海洋運輸，煉油、電廠還有重工，完全自己來。「化學化」：石化、化學滲透到各行各業的現象。熟悉發展史的話，十九世紀是在機械的時代，二十世紀是化學的時代，但是二十世紀後半段就是電子的時代，而這時候還是化學時代。我這篇文章的論點是，水平整合、擴廠擴充，然後垂直整合，到遠地去擴充，進入商業產品多角化。

第四場次

題目：家族式企業的成長極限：王品集團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研究

報告人：溫肇東  老師

我想用王品作為單一個案，來探討家族式經營到底有沒有極限、怎樣運作。目前王品做得很好，我們可以從裡面找出什麼樣的管理意涵？或是怎樣去跟傳統理論去對話？這應該是本篇研究的中心。王品目前有五十億規模，員工兩三千人，一百七十個股東，一百家店，這可能是因為他們經營權與所有權合一，所以可以執行的比較徹底，企劃人員也是股東，因此會用老闆的立場來規劃一切。在2008年以前，王品賺的錢全部由股東分光，公司沒有保留盈餘，每個店都是一家公司，除了那維持基本營運的五百萬，沒有保留盈餘，用股東身分把紅利花掉。店長投資17%，廚師投資11%，戴勝益自己投資26，他整個經營團隊投資42%，反正年終的盈餘多少，就按照這比例分配。所以他的店長一年薪水號稱三百萬，主廚兩百萬，這樣的方式讓員工流動率非常低，因為不太可能在第二個場所得到這樣的報酬。在這種情況下，變成一種善性循環。

王品有一個經營公式是「一二三」，這在餐飲業很基本，租金不能超過10%，人事不能超過20%，食材不能超過30%。有些店租金只佔4、5%，，而且他有很多店開在二樓或是地下室，那個租金就差很多，面積也差很多，因為一樓有騎樓，有些騎樓可以大到三分之一，都被騎樓佔走了。因為去他那邊吃飯的客人，通常是有目的性的，我今天就是要去吃西堤，過路客很少，因為他們的知名度和品牌可以吸引到這些顧客。而且他們的part-time人員薪水比中油多20塊，所以他就可以挑到比較好的人員，他很多的正社員很多是從part-time升上來的，所以他能夠維持一定的品質，服務生是很重要的。至於30%的食材，有些店當然會超過，要給顧客吃好一點。他們有個「三哇哲學」，「哇！菜色怎麼這麼豐盛。」這是第一個哇，第二個是「哇！怎麼這麼好吃。」第三個是付錢時，「哇！怎麼才這個價錢而已。」因為他的formula對，所以就一直善性循環，員工也高興，生意也好，店就一直開。

我比較想用家族式經營、家族式企業來描述王品，所有權、經營權合一是我們定義家族企業的這樣子話，把他家族化，這種家族化的基礎不是血緣，是在一個共同理念下的結合。因此，王品對文化的經營很用心。他們有一個「龜毛條款」，又被戲稱為「王品憲法」，例如所有員工買車不可以超過一百萬，股東幹部受邀演講，一個月不可以超過兩次，不可以拿鐘點費，出去講不是為了那個外快，而是行銷、宣傳，用很ritual儀式性的東西來約制。在我和經營者面談時，談到未來要上市，他還是希望有在現場經營的人為主要股東或決策點。他做那麼多「龜毛條款」就是在鞏固大家對他的trust，可是公司發展越來越大，一百家公司登記在一百個不同的公司上面，這種作法還是有現實上的限制，因為經營者企圖在全世界開到一萬家，但是這是經營權與所有權合一的方式沒辦法達成的，因此他們在2008年1月開使用新的經營方式，以後店長不用再投資，而未來會有怎麼樣的發展，我們還在持續觀察。

※政府角色與台灣半導體業的發展

    前期提及，由於日本傾全國之力發展半導體業，原本美國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面臨了極大的挑戰，為求增加自己的競爭優勢，美國廠商開始在亞洲尋求低成本製造的投資機會，在自己保留先進技術的前提下，把一些較過時的技術移轉給包括台灣在內的幾個開發中國家，以降低成本來獲取利潤，並藉機搶佔這些被技術轉移國的市場佔有率。這種把次級技術移轉到後發展國家的趨勢，除了是面臨日本競爭的直接結果，也受到美國本土科技業結構改變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就是新興獨立半導體廠商的大舉出現。跟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多由富可敵國的財閥組成相反，當時美國的半導體廠商多是獨立小廠商，這種產業結構雖然有助於競爭和創新，但是由於半導體業的技術創新需要的是龐大資金投入，而且資金投入必須不分景氣好壞持續挹注，這種產業特性是日本具備極大規模其垂直整合程度的大廠商才做得到的。因此，當時美國半導體業的發展可說是盡失天時地利人和，不得不向外發展以求降低成本。[1]而就在在國際分工結構改變的情況下，當時的台灣政府抓住了這個時機，開始以國家的力量培植半導體產業。

    1970年代初期對台灣來說，不能說是一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年代，因為1971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1973年發生第一次能源危機，台灣的經濟局勢一度風雨飄搖。這時候擔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為了穩定民心士氣，展開以「十大建設」為首的相關重大經濟工程及計畫。經濟部長孫運璿則主導建立以政府資金為主的半官方機構「工業技術研究院」，以高薪聘請在海外學有專精的留學華人回國從事高科技產業技術研發[2]。蔣經國對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費驊表示，希望在科技發展方面找一個具突破性的項目來做，因此費驊找了兩位他上海交大前後期同學商量：美國RCA公司普林斯頓實驗室總監潘文淵和時任電信總局局長的方賢齊。後來費驊、孫運璿、潘文淵、方賢齊四人加上交通部長高玉樹、工研院院長王兆振和交通部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七人在討論後決定，以積體電路做為台灣未來發展的主導產業。[3]

    這種以政府官僚來為國家決定未來發展的重點產業，並以國家資源挹注扶植其發展的發展模式，後來被學者稱為「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指的是一個國家以經濟發展為目的，其有效介入市場來引導私部門發展，並以卓越的官僚體系在免於社會壓力的前提下制訂並推動政策。其原型是由美國學者詹隼（Chalmers Johnson）研究日本通商產業省（MITI）主導日本經濟發展的角色後，首先提出的概念。[4]在詹隼之後，安士敦（Alice Amsden）對南韓的研究[5]，Robert Wade對台灣的研究[6]，也同樣成為「發展型國家」的研究模範。這三位學者各根據自己的研究來歸納「發展型國家」所應具備的特徵，而這些研究後來更被泛稱為「東亞模式」，而因為這幾個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上的成功表現，「發展型國家」也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仿效模型。而從這三位研究不同「發展型國家」的學者之著作看來，可以歸納出「發展型國家」的四個特點：

1.     持續的發展意願；

2.     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核心官僚機構；

3.     緊密的政商合作；

4.     有選擇的產業政策 。[7]

    在決定發展積體電路產業後，1974年台灣政府在工研院下成立「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即日後的「電子所」），負責積體電路工業的推展，自美國引進積體電路設計及製造技術。從1979年開始籌備成立由國家與民間合資的獨立民營公司「聯華電子股份公司」，其意義在於使得技術得以擴散到民間部門，而獲得商業化的投資與發展，另一方面也讓電子所進行更尖端的研究，國家仍保有技術研發的能力。其實在政府決定發展積體電路之前，1971年成立的萬邦電子曾經跨入半導體製造，但因為「觀念上之差距及公司制度不健全」而失敗，之後雖然交大有試製出積體電路晶片，但民間廠商無人再敢嘗試生產半導體，因此半導體產業在台灣的發展是由政府官僚所一手主導而成功發展起來的。

而半導體產業的成功發展使其成為台灣從1980年代開始迄今的產業火車頭，今許多科技業大老工研院出身，如張忠謀於建立台積電前擔任過工研院院長，聯電董事長曹興誠、聯發科董事長蔡明介等人，創業前均曾為工研院工程師或研發人員。而1987年，了國內第一家六吋晶圓製造廠「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開創全球第一個晶圓代工製造營運模式，台積電輝煌的經營成果就此展開。

一、書籍資料

書名：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

作者：周博（Joe Atudwell）

譯者：劉盈君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 2010/01/19

ISBN：9789862410981

頁數：276頁

二、內容摘要

      根據「富比世」（Forbes）雜誌2010年公布的全球億萬富翁排行榜，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榮登台灣首富，以55億美元的資產排行世界第136名。55億美金的資產已夠令人咋舌，但是卻還不足以稱霸華人界。現年81歲的香港首富李嘉誠，目前排名全球富豪第14名，其名下有210億美元的總資產，幾乎是台灣首富郭台銘的4倍。 李嘉誠如此龐大的資產是如何經營累積而來？實在令人好奇。

   然而不只李嘉誠，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的前一年（1996），同樣是富比世雜誌公布的年度富豪排行榜，東南亞的商業大亨在排行榜名中佔了8位，前50名中佔了13位。當時東南亞整個地區的經濟總產值尚不及任一家全球500大私營企業，但是其首富人數卻不成比例的在世界前25名富豪佔了近三分之一。這些人就是本書所謂的「亞洲教父」（asian godfathers），其中包括李嘉誠、郭鶴年、謝國民、林紹良、鄭周敏、郭令明等，每個人名下都有超過30億美元資產的商業大亨。在一個每月收入有500塊美金就算不錯的地區，這群富豪是積聚龐大資產的過程不得不令人好奇。他們是如何成為東南亞經濟的主導者？他們對這個地區經濟的整體貢獻為何？而更令人想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麼大部分的教父不僅沒有在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滅頂，有些甚至更加茁壯強大？本書的主要目的就在於提供這些問題的答案。

    本書內容共七章，主要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往昔教父」、「如何成為戰後教父、「今日教父：捍衛珍貴的成果」，本文以下將依序介紹之。」

（一）往昔教父

現今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和香港的經濟樣貌，主要由兩股歷史力量造成：移民者和殖民者。東南亞的移民者，如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國人，早在歐洲的殖民者到達之前就開始在當地定居。而由於外來者身份參與政治的限制，這些移民往往集中在特定的行業或商業領域發展，而華人由於既擅長經商又擅長與地方統治者維持良好關係，因此在眾多的外來人種中發展得尤其好。從19世紀開始，來自歐洲的殖民者開始擴張，這時華人除了必須與在地統治者維持關係外，更須取得西方殖民者的認同，而那些最成功的華商就是能平衡三方關係的人，例如菲律賓的陳謙善。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東南亞的經濟發展都是以貿易擴展為主，其間少有工業上的突破。雖然華商相較於當地居民的收入或許算是富豪，但是與大型歐洲企業相比卻還是微不足道，因為他們既缺乏龐大的資金也無先進的技術，其優勢仍是組織大量廉價移民勞工。而二戰的到來改變了這個局面，日本替東南亞趕走了歐美殖民者，而自己也在不久後戰敗離開，這造成了各地的民族主義政治開始興起；其次，新一代的商業大亨利用走私、戰爭及戰後混亂局面下產生的投資機會大大發了財。而在東南亞國家獨立後，各國都普遍實行了「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這種政策需要有資金及生產能力的商人配合，因此與政府關係良好的商人就獲得特定產業保護壟斷的經營權，包括華商在內原本商業菁英地位不僅沒被打破，還進一步強化了。

（二）如何成為戰後教父

   當殖民時期結束，本土統治者的統治及當地社會開始穩定後，一些善加利用機會的教父們又回到過去慣有模式，就是透過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來取得特取經營權。這些教父之所以成功，及其所構造的帝國，都是因為特許權、執照壟斷權及少數經營權而來，即使有人不是憑藉著這些特權成功，也是因為政府造成的經濟結構反常所以讓他們有機會進行不公平的商業經營，這種扭曲且特意壓抑的經濟環境就是這些東南亞巨商能成功的基本真相。每個教父都致力再尋找不用競爭就能取得的現金流，例如澳門賭王何鸿燊在1961年取得澳門所有形式賭博業的壟斷經營權，並且在1986年獲得延長15年。無論是菲律賓的馬可仕還是印尼的蘇哈托都任意的把壟斷權授與商人，使得東南亞市場普遍存在壟斷、企業聯合及控制市場的現象，而對商人來說，重要的不是增加企業的競爭力或研發新技術，而是想辦法取得壟斷經營權或執照，因為一旦擁有這些權利就等於有了一隻會下金蛋的金雞母。而如果由蘇哈托、馬哈迪或馬可仕所決定的交易都會實現，那麼和這些人建立良好關係就是最合理的商業選擇。這種政商之間的資源交換在自由市場主張者眼中雖然相當腐敗，但是比起非洲的掠奪型國家來說仍是相對有效率，政治菁英把公共資源和政治權利販售給私人企業家，但並不干涉企業運作，因此其經濟體系仍可以運作的下去。

    而除了取得壟斷權與執照外，東南亞教父還有一樣不可或缺的東西，就是大量資金的取得，而這個需求由於他們和政府的良好關係，因此同樣的取得了開設銀行的執照，這些存滿了其他人錢的銀行就等於是他們的私人金庫，讓他們能進一步用錢滾錢的方式大量積聚財富。

（三）今日教父：捍衛珍貴的成果

   到了九０年代，原本運作尚算順暢的東南亞政治經濟體系開始出現了幾種趨勢。一是無法控制的貪婪、貪腐及揮霍，二是資產交易取代了商品生產，成為許多企業獲利的核心，三是某些金融機構開始因為體質不良而倒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如果不是因為這些原因爆發，最少也是因為這些原因擴大了傷害。而對教父來說，這場危機敵反而有汰弱存強的效果，不具競爭立即生產力的教父在這場風暴中不是被淘汰就是被削弱了，而那些聰明圓滑的教父們不僅生存下來，也些甚至還變得更加強大。這是因為東南亞的政治經濟結構就是一種「創造巨亨」的環境，除非這個環境改變，不然多數的教父都不會受到影響。關於「教父經濟是東南亞地區貧困和不平衡的起因」這種說法，作者並不想反駁，但是他認為真正的責任是在允許教父經濟存在的那些政治人物上。

三、簡評

作者文中的「亞洲教父」在普遍的印象中都是白手起家的英雄，他們掌握了機會且審時度勢做出了決定，因此才有今日一番富可敵國的局面。但是作者則提供了一幅不同的畫面，其實這些教父們只不過是巨型政經結構的棋子，與其說他們天縱英明的掌握了機會，不如說是機會挑選了他們。時勢和英雄，誰先誰後，就有待讀者自己判斷。

   第一屆台灣企業史「家族企業還重要嗎？」學術研討會將於2010年5月29日（六）於國立政治大學舉辦，歡迎相關領域學者、業界相關專業人士與會，進行學術交流。

本研討會將回顧台灣家族企業史之研究成果，並分別從環境制度面、實際個案去討論台灣家族企業的歷史發展，兼以組織、管理等層面進行細緻的研討，希冀藉由與會者不同觀點的意見交流與匯集，讓企業史各個子議題的研究工作能夠更加周全完善，進一步為企業史研究帶來豐碩的成果。

詳細活動內容：

時間：2010年5月29日（六）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逸仙樓2樓201教室

議程：請至企業史網站 台灣企業史學術研討會專區下載          （http://bh.km.nccu.edu.tw/xms/）

報名方式：請來信tbh@nccu.edu.tw報名，並註明姓名、所屬單位、聯絡電話、葷素食。

聯絡電話：02-29393091#62813 姜小姐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台灣企業史研究團隊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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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稿內容：研究主題為「企業史研究」，與該主題相關的研究心得或專題文章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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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構築台灣重大企業發展史的過程之中，研究團隊非常需要各大企業本身的參與及協助。特別是在歷史資料部分，由企業直接提供我們完整的紀錄及資料，必定比我們從其他管道拼湊來得完整及正確。因此台灣企業史研究通訊敬邀您能協同我們建立貴企業的發展歷史軌跡。我們將對您所提供的資料妥善建檔及數位化，併入台灣企業史資料庫中，期能進一步從這些資料中建立貴企業形象及企業文化的整體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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