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企業史研究團隊於2010年5月29日（六）舉辦第一屆台灣企業史學術研討會，以「家族企業還重要嗎」做為主要核心議題。本次活動場地位於國立政治大學逸仙樓，會議內容共分為四場次，有十一篇論文發表，並邀請到國內相關領域之學者參與。

第一場次：台灣家族企業史

本場次由企管系樓永堅教授主持，共有兩篇論文發表。第一篇〈台灣家族企業研究－整合性架構〉是由國發所王振寰老師與博士生陳琮淵同學所共同研究，報告指出台灣過去對家族企業的研究多注重企業內部社會文化的分析，很少自歷史縱深的面向與世界貿易環境的關聯來討論，因此兩位發表人認為除了既有的分析途徑，也應從家族主義、市場力量和制度環境面，來看構面間的共同演化如何影響台灣的家族企業型態。此外，產業如何以其政商傾向與法律規範所牽涉的部分，進行經營決策亦相當重要。兩位發表人期望能藉由研究整合市場力量、制度環境兩者，與企業個案比較、法律環境說明來進行。

第二篇〈日治時期台灣家族企業史研究回顧〉由歷史系呂紹理老師發表，以日治時期台灣企業的實質發展為主要探討方向。從歷史脈絡觀之，清代開始有大量的漢人到台灣，他們首先經營土地開發事業，米、糖則是銷往大陸最大宗的物產。至十九世紀中葉，台灣地主階層家族可用年收租一萬石和一千石為劃分界線，分成三個等級。這樣的結構在1860年代發生改變，因為茶、糖、樟腦的貿易，讓一批從事新興貿易的家族崛起。最後到了日治時期，這些家族逐漸參與殖民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如籌組銀行、製糖株式會社、交通建設等。藉由一連串的資料整理，讓此一研究回顧更具系統性。

第二場次：制度環境

本場次由國發所王振寰教授主持，共有三篇論文發表。首先是由社會系熊瑞梅老師及碩士生胡力中同學發表的〈制度轉型與金融家族網絡的變遷：1996、2002、和2006年的董監事網絡為例〉，此研究以「企業史資料庫」中所蒐集的新光、國泰、中信金控的董監事網絡資料為基礎，探討台灣金融購併法和金控法形成後，金融產業的董監事網絡變遷模式。此外，也進一步討論金融家族企業在國家制度轉型的過程中，如何配置家族成員在金控中的權利位置，以及配置後的經營表現和可能的意涵。

 第二篇論文是〈制度轉型、親屬網絡與集團企業的擴張：以九０年代台灣集團企業進入管制產業的分析為例〉，由中研院社會所助研究員李宗榮發表。發表人認為台灣在1990年代經歷市場解除管制、大量產業民營化等重大轉型的過程中，大型集團藉其長久以來所累積衍生的親屬、聯姻網絡，使企業在轉型時具有優勢。報告人試圖探討親屬網絡對轉型集團的可能影響，並透過歷史資料與九０年代時企業進入解除管制產業的統計測試來做印證。

第三篇則由企管系樓永堅教授與碩士生林佑軒同學共同發表〈台灣家族企業績效之後設分析〉，發表人主要探究台灣家族企業的績效，利用整合分析方法，以資產報酬率（ROA）、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與托賓值（Tobin’s Q）為變數來衡量績效，以實證家族企業的績效是否優於非家族企業。

第三場次：個案研究一

本場次共發表三篇論文，主持人為企管系張逸民老師。第一篇文章〈家族企業的家族價值觀、組織文化與品牌個性〉由企管系別蓮蒂老師和博士生游舒惠共同發表。發表人指出，參與企業史研究計畫後接觸到以歷史資料為基礎的研究方式，因此便嘗試從新聞與廣告資料庫中，選出報導、廣告數量足夠的三家企業，包括義美食品、大同與巨大工業做比較，並分析家族價值觀與企業品牌形象之間的關係，以及企業文化對品牌個性的影響，主要研究認為義美和大同重視「真誠」，巨大則偏好「創新」。

第二篇論文是由國發所王振寰教授和企業史研究專任助理姜懿紘共同研究的〈家族關係對台灣百貨公司發展之影響：以遠東及新光百貨為例〉。發表人比較遠東、新光兩家台灣知名百貨公司，受到不同家族文化、背景的影響，造就出的不同發展模式。發表人指出幾項不同的發展模式，認為遠東堅持本土獨資、新光則與日本商社往來密切受到家族歷史背景影響深厚。此外，兩家集團關係企業不同的企業文化，以及在土地上的不同程度奧援，使新光能超越遠東後來居上。

最後一篇是〈家族式企業的成長極限：王品集團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研究〉，發表人是科管所溫肇東教授、企管系博士生張立中與高端訓博士生。王品集團的「投資入股，立即分享」經營模式，鼓勵員工發想新的餐廳體系，後來再做整合，以利展店擴張、股票上市和取得國外各大餐飲品牌的授權加盟。家族式企業的「一家人主義」，利用人性的自利動機使員工用心投入經營。此篇論文引發熱烈的討論與回響，與會者都對王品集團這種非傳統家族企業定義的家族式企業非常有興趣。

第四場次：個案研究二

本場次由社會系熊瑞梅教授主持。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家族企業在會計研究現況與未來發展〉是由會計系吳安妮老師與博士聲謝素芳共同研究。發表人由盈餘的資訊管理入手，認為股權偏離程度較大時企業會用控制力延緩揭露財報，並採先發布較不好消息的方式，來減少訴訟的風險。同時，發表人也利用跨國連結，比較台、美在財報透明程度上的差異，為此一研究帶來新的視野。

第二篇論文是企管系張逸民教授的〈台塑集團的繼承〉，發表人剖析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接班問題，對台塑集團的接班過程做了總回顧，並從家族企業與一般企業接班會面臨的差異來做分析。發表人指出王永慶以所有權公益化避免所有權被稀釋，管理權則選擇內部接班，並有明顯的接班計畫，其後必然會發生的專業化管理逐漸取代家族管理、以及接班人的績效，是今後關注的面向。

最後一篇發表的論文，是世新大學企管系陳冠政老師所報告之〈台灣家族企業與企業舞弊的關連性〉，較特殊的是由家族企業的反面來思考，家族企業對市場可能的影響與衝擊。發表人主要由彙整歷年事件起訴書、判決書，選取力霸／東森集團、台鳳、博達和中信金等企業進行研究。

整體來說，第一屆台灣企業史學術研討會除發表論文外，各領域不同老師的參與，在會中激發出許多不同的想法與討論意見，也為未來的企業史研究提供更多可延伸的議題與方向。

台灣企業史研究團隊於2010年4月26日舉辦企業史系列演講活動。本場次特別邀請到世新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陳冠政助理教授，以康師傅的企業發展史為演講主題，本演講活動由科管所溫肇東教授作為與談人，同時也吸引許多對企業史有興趣的學生到場聆聽。

陳冠政老師曾經在頂新集團內擔任經理人，對於康師傅的發展相當熟稔。他指出，康師傅是少數台商到大陸成功且是非常成功的經典案例，其發展分三個階段，分別為探索期、開拓期，以及多角化整合期。他同時強調康師傅的歷史發展脈絡發展與中國的崛起、台灣的兩岸政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988年台灣開放大陸探親，魏氏兄弟帶著台灣資金到大陸尋求投資；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受到中國政府的扶植，初期從事製油投資，在大陸全國各地販售「頂好清香油」，以「頂好清香油，頂有面子」做為廣告詞，讓民眾不僅朗朗上口，亦對其產品有深刻印象，但是可惜產品叫好不叫座。後魏家又從事蛋黃酥、蛋捲事業，亦是投資失敗。至1992年康師傅方便麵上市，正式在中國打響名號。

陳老師分析康師傅的成功因素包括產品、管理、人才、資金，以及最重要的「時機」和「行動力」，即冒險、開創的精神。康師傅不僅掌握資金、市場，去耕耘行銷的手法、進行產品口味的創新；人才方面，從台灣外商公司挖角專業經理人，將台灣經驗帶至中國，並在當地成立訓練中心，訓練大陸籍的幹部；資金的募集也慢慢國際化，找來日本和大陸企業進行合資。中後期開始多角化，投資牛肉麵店、85度C、全家便利商店，並將康師傅產品引回台灣，銷售，收購味全，投資中華開發，入主台北101。一連串的發展，讓頂新集團晉身台灣的大型集團之一。

同時，陳老師也指出康師傅是相當典型的家族企業，魏家兄弟在集團內各自擔任要角，共同打拼，至後期，雖逐漸挖角許多專業經理人進到公司內部，淡化家族經營色彩，但就本質上來看仍不脫家族企業的本質。陳老師特別強調，家族企業究竟是否能夠無限制的成長是有疑慮的，只用與自己有關係、信任的人或許能夠讓公司更有凝聚力，但家族式的威權式領導，權力集中於家族成員會讓專業經理人難以進入決策核心。更長遠來看，家族企業發展至第二、三代時，是否仍有第一代創業的精神，以維繫、擴張企業的發展，也是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

與談人溫老師同樣指出，康師傅目前在大陸佔有相當大的優勢，這與企業本身能夠晉用好的人才，並在產品開發上不斷精進，嘗試去適應地方口味、彈性、通路等有相當大的關係，但是能否有好的企業文化也是值得關注的。

本場系列演講，陳冠政老師以其豐富的實務經驗，生動地描繪了康師傅過去20年多來的崛起與擴張，並探討了家族企業發展的利弊，不但讓台下聽眾津津有味，也讓有志於企業史的研究者，能夠從康師傅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找到值得深思的問題。

※張忠謀的關鍵角色

    台積電能成為全國第一大的半導體代工廠商，除了有前述的全球積體電路產業發展潮流及政府積極的扶植兩個因素的影響外，其領導者的角色也是關鍵之一。台灣有影響力的企業通常都是跟其創立者的名字連在一起，如台塑王永慶、宏碁施振榮、華碩施崇棠、鴻海郭台銘等，這種說法就像我們對亞歷山大帝國的印象一樣，彷彿這些企業能有今天的成功與規模，完全是靠這些領導者一手征討而來。而如果我們談到台積電，會想起來的就是滿頭白髮，嘴咬煙斗以及帶著若有所思眼神的經營者－張忠謀。

    　1985年，在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與李國鼎等人的邀請下，張忠謀回台接掌工研院院長，回台前他曾擔任過美國德州儀器集團副總裁、通用器材總裁，已經有20年負責高科技企業經營的經驗。由於當時國內的聯華電子公司產能難以負荷產業內所有廠商的要求，國善、華智、茂矽三家公司便希望台灣政府能夠資助設廠。張忠謀鑑於過去在美國科技界工作的經驗，認為純晶圓代工廠可以大幅降低設計公司免於應付快速增加的設廠資本之投入，同時又不必擔心設計的know-how外洩，再加上台灣原本就卓越的晶圓製造能力，因此便提議成立全球第一家的晶圓代工廠，專業化於IC製造，為國內外廠商代工。[1]1986年，台積電誕生。

    台積電做為全球第一家的專業晶圓代工廠，當時面臨的競爭對手是諸如英特爾（Intel）之類的大公司內設的晶圓廠，完全就是「小蝦米對大鯨魚」的現實寫照。但是張忠謀看準了科技業容易以小博大的結構特點，只要看準了原本大公司忽略的商機，即使是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也可能在短時間內扭轉乾坤。張忠謀認為，企業越大越可能對於環境的變化反應遲鈍，他舉康柏（Compaq）與戴爾（Dell）、IBM和微軟與英特爾之間的消長為例，說明小公司只要能掌握先機，就有機會超越大公司。所以，台積電創立當時，雖然美國的英特爾、摩托羅拉（Motorola）與日本的NEC、Toshiba等大公司自身的晶圓廠不管是在規模或資金上都遠遠超過台積電，但張忠謀看準大公司對晶圓製造的「副業」心態，打出專業代工的旗號，逐漸地讓大公司體驗到與其自己設廠製造晶圓不如找台積電代工，不僅成本較低而且產品的品質也更好。因此，即使在大鯨魚環伺的險惡生態下，小蝦米還是能靠自己的眼光與實力打下一番天地。

1987年一手創立台積電後，在張忠謀的領導下，台積電2005年被亞洲財金雜誌（Finance Asia）選為台灣最佳管理企業獎、最佳公司治理、最佳投資人關係及最致力於股利政策第二名，且被「天下雜誌」連續9年評選為台灣最佳聲望標竿企業。2005年，張忠謀把台積電執行長一直交棒給蔡力行，自己專任台積電董事長。2008年底金融海嘯爆發，台積電受到嚴重衝擊，隔年6月12日，當時高齡78歲的張忠謀宣布重掌台積電總執行長職務，成為台灣科技業年度最火熱的話題之一。檢視張忠謀重任台積電CEO一年的成績，他創造出包括營收、毛利率與市值這三個「魔幻數字」；在營收部分，一年前台積電的單月合併營收約為252億元，今（2010）年5月達到348億元，創下歷史新高；合併毛利率方面，去年第一季跌到谷底的18.93%，在張忠謀6月重作馮婦後的當季，竄升到46.2%，今年第一季則維持在47.93%左右。在市值部分，張忠謀回任前的台積電股價約56元，以今年6月10日的收盤價59.4元來估算，市值增加了800億元，比聯電多了進兩倍。[2]從這三個數字看來，由張忠謀掌舵的台積電與沒有張忠謀掌舵的台積電，實在是「差很大」。

總結來說，台積電取得的巨大成功，必須從同時從產業發展潮流、國家的協助角色與企業領導人等層面來分析，這三個因素對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影響發展的影響無法切開來作單一因果分析，而是三者共同發揮影響力所導致。台灣作為一個尋求在國際分工體系內掙得一席之地的後進發展型國家，這三個因素就必須同時發揮正面效果，才能大大提高企業壯大成功的機率。

一、書籍資料

書名：溫州樣本:溫州民營經濟三十年（上卷）

作者：周德文、吳比

出版社：鷺江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09/07/01

ISBN：9787545900927

頁數：226頁

二、內容摘要

    「試點」是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策略，其意思大概是說要採行一個新的政策之前，不應一開始就貿然全面貫徹，而是應該讓比較適合的地方進行實驗性的實施，然後觀其後效，如果效果不好，就停止實施，如果效果好，這些地方就會成為「樣本」或「樣版」，成為該項政策推行到全國的模範典型，而溫州就是這麼一個「樣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最有名的地方發展經濟的模式有二，一是「蘇南模式」，二是「溫州模式」。粗略的來說，「蘇南模式」指的是江蘇省蘇州、無錫和常州等地區，以地方政府為主導加上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的方式，而「溫州模式」則是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較不扮演積極及干預角色，而讓放手讓私有經濟和市場經濟進行自然發展的方式。然而，雖然溫州和蘇南分別是兩種樣版經濟發展模式，但是在改革開放政策尚未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私有財產權尚未獲得承認和保障之前，以發展私有小企業為主的溫州時不時的就會因為政治風向的轉換和緊縮而遭受政府打壓。相較於蘇南的在集體企業之名下進行的發展，溫州的私營經濟之路一直走得是顛顛簸簸，溫州人不僅要適應嚴酷的市場競爭和規律，在尚不明朗的政治氣候下還得提心吊膽，但是這些溫州人並沒有因此退卻，他們還是抓住了經濟發展的大潮流，胼手胝足地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條溫州道路。因此，要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在實際上是如何進行的，就不能不了解「溫州模式」，而本書正為讀者們介紹了溫州從1978年開始到1990年間13年的發展過程。

    本書內容以年份作為區分，其內容涵蓋了從1978年開始到1990年間溫州的發展歷程，本文將介紹關鍵年份中的關鍵事件，來呈現來標誌出溫州在這13年發展的跌宕起伏過程。

（一）1978：曙光乍現

對於熟知中國近30年發展歷史的人來說，都知道由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十八個農戶最先開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中國打破過去社會主義體制的一項歷史性創舉。由於「包產到戶」以農戶為單位來負責農業生產，勞動成果和農民經濟利益聯繫比較直接，因此有助於改進技術、提高產量及促進生產的發展。但是其實「包產到戶」遠在1956年就已經出現在浙江省溫州地區永嘉縣，到了1957年夏季，溫州地區各縣有1000個農業合作社實行了這種辦法。1978年的「包產到戶」被譽為改革開放的突破口，但是1957年的「包產到戶」卻被打成資本主義復辟，雲河縣縣委書記李桂茂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副書記李雲河被畫為右派份子，在溫州開始的「包產到戶」就這樣嘎然而止，溫州人的創新及嘗試精神在大時代的政治氣候下被壓抑了20多年。

直到1978年年底，中共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之上，鄧小平作了總結談話：「要允許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企業、一部份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而全會本身則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了把重點工作轉移到國家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從此，「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說法打破了過去強調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藩籬，讓中國人民可以憑藉自己的努力來創業增收。而溫州人正是中國人民裡最大膽及最有活力進行嘗試的一群，他們在1978年前就嘗試過靠自己的努力為來自己爭取更好的生活條件，可惜時不我與，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全中國開了一個出口，當其他人都還在觀望的同時，溫州人早已一馬當先往前衝。

（二）1982：冰火兩重天

    就在1978年鄧小平宣示改革開放政策後，市場經濟被引入中國大陸，致富欲望被壓抑已久的人們彷彿嗅到了冰雪消溶的氣氛。1980年12月11日，溫州的章華妹成為中國第一個拿到個體戶營業執照的人，這宣告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計畫經濟開始解凍，民營經濟的力量猶如溫水，開始溶解這冰封近30年的共產體制。而全中國第一個個體戶會出現在溫州，不是沒有理由的，溫州人或許在先天的地理條件和後天的政治覺悟尚不如人，但是他們發家致富的願望卻有著如雜草般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發芽，一見陽光就茁壯。

溫州柳市的「八大王」（實際上一共有10人）包括五金大王、礦燈大王、螺絲大王、合同大王、舊貨大王、目錄大王、翻砂大王、線圈大王、膠木大王、電器大王，當其他人在聽到開賽槍聲而仍在猶豫時，這幾人憑著激進的性格和冒險的精神迅速地累積起財富。但是，「天」有不測風雲，1982年一份溫州市委裡的刊物這麼寫著「溫州存在反革命活動猖狂、走私販賣活動猖獗、投機詐騙成風好多問題」。要變天了，這些出頭鳥們變成了必須被割掉的「資本主義尾巴」，成了必須被打擊的經濟罪犯，轉眼之間才踏上人生顛峰的大王們，一個一個被以「投機到把」的罪名關入監獄。這時溫州人才發現，即使有人拿了第一個的個體戶執照，但是私營經濟並沒有真的撥雲見日，現在仍是乍暖還寒、春寒料峭之時，他們仍須等待。

（三）1989：寒流

    1987年人民日報刊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與溫州的實踐」一文，以溫州蓬勃的商品經濟發展來論證趙紫陽在十三大時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看來溫州的私營經濟已經獲得中國最高領導人認可。但是或許真的是天威難測，1989年，同樣是在人民日報刊登的「溫州的畸形消費」一文，卻把溫州描寫成一個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罪惡之城。一時之間，溫州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甚至被說成「除了市委、市府大門上的國徽是社會主義的，其他都不是社會主義」。

    中國國務院在這種情勢下便派出了調查組到溫州，針對「溫州模式」進行調查。工作組回京後，做出了溫州模式的試驗工作必須堅持下去的結論，並肯定了溫州10年改革的成就，其間雖然有過失，但成就是主要的。有了調查組的背書，似乎溫州以獲得政府的保證。但是，一封屬名吳金侯的溫州老百姓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瑞環和宋平，信中表示「溫州模式」就是資本主義模式，甚至比資本主義還要無法無天，請中央派要員導正溫州的發展。在嚴峻的政治氣候下，1989年溫州的經濟增長率只有2％，私營經濟的發展蕩到了谷底。

三、簡評

本書詳細描述了溫州人如何在不利的政治氣候下求生求富的過程，這是一般學術研究或者政府報告中所看不到的。其實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除了歸功於鄧小平等人的銳意創新之外，有一群默默的無名大眾也為中國高速的經濟成長貢獻了創意、心力與血汗。這一群無名英雄在本書中終於得以辨其面容，不管是中國第一個個體戶還是「八大王」，都以他們的人生為中國現代化的實際進程做出了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