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在華人世界，包括台灣、香港、東南亞，一直是主要企業組織型態，它們創造經濟成長的奇蹟，並在世界上持續發揮經濟影響力。家族企業作為華人資本主義的核心角色及貢獻，已逐漸引發廣泛的關注。

本次演講活動邀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鄭伯壎教授進行演講。鄭伯壎教授長期以來針對華人組織行為進行深入研究，本次演講將針對華人家族企業的發展作一清晰描繪，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活動時間：2011/11/28（一）12：00-14：00

活動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五會議室

主題：華人家族企業中的家長式領導：模式建構之旅

演講者：鄭伯壎 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主持人：王振寰 主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

報名方式：請至校內聯合報名系統報名

聯絡電話：02-29393091 #62813 姜小姐

電子郵件：tbh@nccu.edu.tw

主辦單位：中國大陸研究中心—中國、臺灣與東亞社會資本研究團隊

※活動現場將提供便當，未事先報名者，恕不提供便當。

在當時工業會第一處處長沈觀泰的支持下，王永慶在1960年完成月產1200萬噸PVC粉的擴建計畫，因為產量大增所以成本大減，外銷市場因此被打開。而旨在消化PVC粉的南亞公司從事二次加工，新東、卡林則對二次加工品進行三次加工，王永慶已然建立起一個上中下游一體化的石化生產體系，為本身日後擴充PVC粉產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年，王永慶決定在宜蘭冬山籌設月產能為2000噸的冬山電石廠，電石是合成PVC的重要化工原料，因此設廠的目的在於進一步解決PVC的上游原料問題。1965年之前，台塑是採用電石法來生產PVC，直到1968年才淘汰了電石法生產線，轉而採用經輕油裂解後合成的聚氯乙稀（VCM）來生產PVC粉，從而使PVC粉的產量、價格和品質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至1967年，台塑公司的營業額達新台幣4.6億元，比1963年增長76.92%，南亞公司的發展速度更快，營業額不僅在1966年超過台塑，1967年更高達8.5億元新台幣，兩家營業額合計約佔當時我國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 國民生產毛額）的1%，名列民營企業集團之首。[1]

在塑膠原料及加工奠定基礎之後，王永慶把眼光放到了早年他曾經涉足的木材業，但這次他看上的不是一般人認為最有經濟價值的樹幹，而是大量被棄置不用的枝幹。當時台灣大量進口紙漿，卻沒人想到這些廢棄的木材本身就是極好的原料，而且還可以加工成人造纖維，以解決台灣天然棉供應不足的困境。因此，王永慶於1962年籌建新茂木業股任有限公司，涉足木材及相關加工工業，1964年則建立台灣化學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化）。[2]

建立台化不僅是是台塑集團發展的另一個分水嶺，也是台灣化纖和紡織工業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王永慶曾這麼描述台化的建廠目標，「鑒於本省因環境之限制，天然纖維匱乏，為配合紡織工業之急速發展，乃於彰化廠區籌建利用本省山林闊葉雜木之小徑木或枝梢材制造木漿、嫘縈棉並向下游發展紡紗、織布及染整加工等一貫化的紡織工廠」。台化在1964年成立，設計產能為日產木漿50噸，並由木漿再每日生產45噸嫘縈棉（Rayon）。[3]遵循了王永慶一貫的「量增、價低、質優」發展思路，台化的經營規模不久便趕上了台塑和南亞，投產當年的營業額為0.87億元新台幣，第2年是4.8億元新台幣，第3年是7.25億元新台幣，第4年則超過了10億元新台幣。

除了嫘縈棉，台化又陸續建成了尼龍原絲、尼龍加工絲和尼龍織布等系列工廠，從而使業務橫跨嫘縈棉和尼龍兩大系列，同時設廠地點也由原來的彰化延伸到宜蘭、龍德和新港等地。南亞也於 1968 年設廠生產聚酯棉，台塑亦於同年設廠生產亞克力棉，台化又於 1974 年設廠生產耐隆纖維及布。王永慶為提高附加價值及提供下游客戶更完善的服務，更設立規模龐大的染整廠，不但是台灣唯一能同時生產四種紡織用纖維且提供染整加工的企業，也是世界最大的纖維生產廠商之一 。[4]

台灣經濟最初是以紡織業起家，雖然一開始投入的是石化產業，王永慶不會不知道政府對紡織業的偏愛以及廉價勞動力可以發揮的優勢，因此台化公司的建立其實也可說是一種審時度勢的戰略佈局。台塑、南亞及台化因為優異的經營績效和獲利能力，併稱為「台塑三寶」，雖屬於傳統產業，但即使在科技業和服務業為主流的今天，仍是投資人的最愛。

對王永慶來說，建輕油裂解廠以掌握石化工業的原料來源，即乙烯，一直是他最大的心願。1960年代台灣的石化工業開始起步，中油於1968年設立第一輕油裂解廠（一輕），二輕和三輕則分別於1975年1978年完工投產，此時期乙烯的生產是被中油壟斷的。[5]但由於石化工業的蓬勃發展，上游石化基本原料長期供應不足，以致必須仰賴進口，且往往被迫購買較貴之原料，不利於產品外銷。王永慶為解決石化基本原料短缺之困境，於 1973 年開始多次向政府提出興建輕油裂解廠的計畫，但是都遭到否決，直到 1986 年才終於獲得核准，由台塑企業籌建台灣的第六座輕油裂解廠，也就是所謂的「六輕計劃」。[6]但是從獲得核准到建廠投產卻是另一條漫長曲折的旅程，因為光是廠址的選擇就是一波三折。首先，王永慶屬意宜蘭利澤，但因為當時的宜蘭縣長陳定南堅拒六輕進駐，其所遭遇的環保抗爭使王永慶不得不於1988年轉至桃園觀音，但也是由於類似原因而宣佈放棄，後來嘉義鰲鼓、雲林台西等地等曾被考量，最後才在1991年選定於雲林縣麥寮鄉，開始著手填海造陸及建廠計劃。[7]1994年7月，六輕正式動工，以填海造地方式在麥寮西海岸鋪出新生地，並成立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工業區及麥寮工業區專用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麥寮港，第一期工程於1998年完工，並開始營運。[8]

在六輕興建前景不明的期間，王永慶趁著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被國際社會孤立所孤立的機會，與中方接洽了所謂「海滄計畫」。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五個月，王永慶刻意繞道日本、經由大連，再轉進北京，低調踏上中國土地，並獲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接見，雙方敲定了資金額約七十億美元（以當時匯率計算約台幣一千八百二十億元）的「海滄計劃」（中國並為此投資專案命名為「1130工程」）。王永慶此舉被鄧小平視為雪中送炭，不但答應王永慶所提的相關投資要求，還說：「如果台灣能來兩三個王永慶，那兩岸的事情就好辦了。」[9]

一、書籍資料

書名：公司的歷史

作者：米可斯維特（John Micklethwait）、伍爾得禮奇（Adrian Wooldridge）

譯者：夏荷立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05年9月1日

ISBN：9867174038

頁數：291

二、內容摘要

現代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基本單位是什麼？黑格爾（Hegel）說是國家，馬克思（Marx）說是公社，列寧（Lenin）和希特勒（Hitler）則說是政黨，在此之前還有人主張是教堂、封建莊園及君主政體。但本書的作者要證明這些人的說法都錯了，因為就像彼得杜拉克所說的，公司「顯然是一種創新………它是幾百年來首件的自治機構，第一個在社會之中建立權力中心，卻又能獨立於民族國家的中央政府之外的機構」。因此，公司（company）才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組織，它是西方國家獲致繁榮強盛的基礎，也是全世界未來的希望。

事實上，公司的歷史是一則曲折離奇的故事。一開始，公司是由政府贊助的慈善事業，涉及了各個不同的領域。重新定義了地理、戰爭、藝術和科學，甚至連語言都隨之變動。現代的公司會如此強大，不只是因為它提高了生產力，更重要的是它跟具備了跟自然人一樣的法律權利，但卻沒有自然人的不便之處：它不會死亡。從理論上來說，只要公司的經營者願意的話，公司幾乎是永生的。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為公司下定義。第一個定義比較寬泛，只要是從事買賣的組織都被視為公司，如此一來從4000年前的亞述人到中國的鹽商大戶，再到今天的微軟和台積電，都可以被視為這種定義下的公司。第二個定義則明確及狹窄的多，即「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其是一個明確的法定實體，在政府許可下享有集體的權利與義務。這種「股份有限責任公司」自從1862年美國的公司法解放了對它的限制之後，開始擴張其統治勢力，迄今它已經可以說是除了民族國家之外最強大的行動者，連中國共產黨這種原本拒不接受它的緣故份子，現在也得藉助它的力量來使中國強盛起來。

在19世紀中葉開始邁入成熟期之前，公司經歷了將近4000餘年的醞釀期，其組織形式不一而足，除了同是從事買賣商業活動外，各個不同的公司組織可能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他們可能是商賈，也可能是劫掠者，可能是帝國主義的同路人或走狗，也可能只是單純的投機份子。雖確實改變了人類的經濟活動，但是他們卻沒有發展出像現代公司一樣可長可久的組織型態。

對於一般人來說，我們最早聽過的公司應該是東印度公司（無論是荷屬還是英屬），其是興起於16、17世紀的「特許公司」。特許公司的興起跟哥倫布、麥哲倫和達迦瑪相繼發現新大陸密切相關，不論是國家或商人都想得到新世界的財富，因此公司就變成雙方最大公因數，皇家發與公司特許狀，讓它享有跟世界某個地方貿易往來的獨佔權利，而公司則必須回報皇家一定的稅收。這些特許公司已經具備現代公司的基本概念，一是公開發行股票，二是有限責任。由於海外殖民的事業的風險度極高，因此要從投資人身上獲得大筆資金，就必須藉由這兩種方式來籌集資金。不過雖然具備這兩種現代公司的元素，但特許公司卻仍然與現代公司不同，其因有二，一是特許權的壟斷性質有違現代市場經濟的規律，二是特許公司往往不止是經濟組織，其在所屬的殖民地上還擁有自己的政治組織及軍隊。

不過公司的法人地位讓它遭致許多挑戰和攻擊，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人對於賦予法人與自然人同樣的權利義務仍有疑慮，就像當時的英國名人所說的，公司「既不會被判通敵，也不能被放逐或開除」、「法人組織既無身體可施懲罰，也無靈魂可供譴責，因此可以為所欲為」。後來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所鬧出的詐欺事件，顯示公司的確有為所欲為的危險，因此大部分的西方國家對公司是存在戒心的。直到19世紀，美國政府逐漸放鬆對公司的管控，1862年通過的公司法，允許公司不必取得特許狀，只要簡單註冊就能成為法人組織，並且股東只需負擔有限責任。1863年法國緊隨其後，允許商人成立完全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1870年德國也廣開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門。自此之後，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等國都出現了超大公司，因為就如同企業史泰斗錢德勒所說，現代化企業那隻「看得見的手」比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更有效率。

由於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美國更快且更欣然的接受現代公司這種組織形式，從此開展了屬於美國的時代，而公司的發展也在美國最為蓬勃，其他國家的公司不是以其為範本就是以其為對照。而美國公司發展史中，最重要的發展除了前述的大企業興起外，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趨勢。儘管資本家的能力超群，他們也無法監督自己商業王國裡的每個角落，因此諸如洛克斐勒之類的大企業家都不得不仰賴一大群的經理人來為他們的王國維持秩序，這些人的組織管理能力成為他們的競爭優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Ronald Coase）就主張，企業之所以可以成為市場裡的主要行動者（而非個人），就是因為其能有效組織和協調各個不同的生產要素、步驟及流程，得以節省了生產活動中產生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al cost），而這種組織和協調的效能就是經理人的主要功用。

但是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經理人的地位從過去的必不可少，到現在的備受質疑（尤其是在恩隆案爆發後），認為經理人往往置私利於公（司）利（益）之上。但比這種道德質疑更為致命的是，全球化和科技的發展削弱了經理人在組織協調方面的優勢，因為人們參與生產和交易的門檻開始降低，而公司內階層組織的資訊分散成本卻仍然維持著，因此有一種小公司取代大公司的趨勢。在此趨勢之下，企業不再大就是好，而是開始進部分解體細分。當然，這絕對不能理解為公司在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性開始式微，而應被解讀為公司的型態仍隨著時間不斷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