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日，光陽工業副總經理柯俊斌受邀到政治大學演講光陽工業的發展歷程。柯俊斌主管光陽國內外的銷售業務及財務運作，更首創國內機車業界主管親自代言，以《奔騰Ｇ５ 125》『人的能量，決定車的力量』廣告，創下奔騰Ｇ５機車銷售佳績。提到自己代言的七支廣告，柯俊斌笑說：「走在路上都有人跟我招呼，在台灣當公眾人物真的很有壓力。」

    光陽工業1963年創立，原本專為本田技研工業生產零組件，爾後投資本田技術合作。在物資缺乏、大多數人以自行車代步的年代，光陽1978年機車生產量累計已突破50萬輛，機車史上有名的「良伴50」在當時市場占有率更達到28.0%。之後受到鄧麗君代言可兩腳合併放在踏板的「跑速樂」衝擊，銷售量一度下滑。光陽突破過去台灣企業和外資合作的模式，和本田技術合作推出「新生代50」機車。搶眼的造型及本田技術提供的超強馬力，打響了光陽的招牌。柯俊斌說：「沒有新生代五十，就沒有今天的光陽。」「新生代50」機車及之後的「名流」系列大賣，讓光陽脫離負債倒閉危機。

光陽工業並沒有滿足於亮麗的銷售成績。柯俊斌強調，台灣很多企業依賴日本原廠的技術，沒有自有品牌走向全世界，因此光陽致力走向世界市場。經過30年和日本本田技術合作，1992年光陽宣告從「本田學校」畢業，達成百分之百技術獨立自主的境界。光陽為了要脫離本田，1978年即成立研發中心，每年投資研發費用約十六億，並到中國大陸開拓市場，一個月業績達三萬台。但光陽準備往歐洲市場發展時卻遭遇不少阻礙。光陽為了取得在全世界銷售的專利商標權投入了五百多位研究人員，和本田抗衡，最後以36億買回本田的22.5%股份，取得獨立銷售權。光陽一路走來，代工及自有品牌並行，近年透過行銷服務通路的創新，改變大眾對機車行髒亂的刻板印象光陽機車的形象，以舒適寬敞的店面吸引顧客。

從光陽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一家中小企業從學習他人技術，進行代工，並在錯誤與失敗中不斷學習及努力，進而自行研發，憑藉著它的衝勁及對未來的願景作為動力，最終創立品牌，成為台灣相當成功的企業，對企業史研究者而言，是相當值得進一步研究探討的個案，也期盼未來能夠見到相關研究的誕生。

從1990年代開始，台灣的自行車產業便開始外移大陸，到了2000年後，台灣自行生產的自行車數量，從過去全球第一的1000萬多輛大幅減少到400萬輛，引發了台灣自行車產業是否會從全球自行車產業版圖消失的疑慮。相較於其他仰賴OEM生產模式的台灣車廠，需要逐低生產而本而居，巨大由於具備自有品牌、研發能力及歐美市場，因此有更多的資金及時間餘裕思考，如何利用既具備廉價勞動力亦有廣大內需市場的大陸。2000年時，由於中國大陸廠逐漸擴大產量，巨大台灣廠的產量從最高峰時期的150輛減至70萬輛，勞方對此向羅祥安施加了壓力，希望能延緩外移大陸的速度。但幾經思考，羅祥安還是決定壯士斷腕地加速轉移至大陸，因為當時台灣廠的生產已經到了「做一台，虧一台」的慘況，延緩外移只是拉長痛苦掙扎的時間罷了。但是，巨大不同於其他外移的自行車廠，他們並沒有完全關閉台灣的生產廠，因為他們知道台灣的優勢是僅有廉價勞動力的大陸所沒有的，而且如果僅依靠低廉的生產成本獲利，大陸的生產必然也會步上台灣的困境，因為成本只會越來越高，屆時又要往哪去呢？[1]

    因此，巨大一開始就沒打算以中國大陸為唯一的生產基地，除了低廉生產成本外，巨大也考慮了市場的多元化需求、車種的更新速度、交貨急迫性、保護主義及貿易障礙等，陸續將生產線移至海外。但這種佈局雖然使巨大的經營重心從台灣開始轉移出去，但在產品開發、生產技術、財務運作、經營管理，乃至於各地資源的有效整合和運用，仍是以台灣為運籌中心，落實「生根台灣」的經營理念。

在分析全球自行車市場結構後，巨大得出的結論是自行車深植於歐洲的文化與生活，歐洲各國都規劃設有自行車車道，消費者也十分重視品質，雖然整體市場需求高達1700萬輛，但本土廠商已經佔有大部分市場，像巨大這種外來廠商要競爭會面臨很多困難。巨大為了搶佔歐洲市場，1997年投資台幣5億元於荷蘭設廠，並於同年開年開工投產，改變了過去銷歐的自行車都必須從台灣遠渡重洋而來的情況。與在中國大陸設廠的目的不同，因為荷蘭的工資比台灣高兩倍以上，之所以要在當地生產，是考量自行車在台灣生產出來後，運到歐洲銷售就至少要花兩個月以上的時間，因此一旦有某些銷路好的車種賣完了，要從台灣補貨就必須等上個把月，屆時即使產品到了也可能錯過消費熱潮。因此，為了及時掌握市場脈動，在地生產便是最好的方式，有助於準確把握商機，從中長期眼光看有其必要性。再加上如果在歐洲當地生產，便可以避開被課徵反傾銷稅的危險，因此也算是一個未雨綢繆之舉。[2]

劉金標1993年創設捷安特中國公司，設廠於江蘇昆山，當時的江蘇省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主動給予巨大「三免二減半」的稅賦優惠（前3年免稅，後2年稅減半），並提供廉價的建廠土地，而且還讓該廠生產的自行車可以有50％內銷大陸市場。儘管有這些條件，但是選擇昆山做為生產基地在當時的自行車業內人士看起來是個不甚聰明的決定，因為昆山並不具備完整的自行車产业链。但刘金标從捷安特的台灣經驗出發，過去的自行车产业链也是巨大一手培养健全起来，而不是原本就在那等著他們，因此没有理由「台灣可以而昆山不行」。而且长江三角洲一直是大陸自行车的主要生产地，只是生产品質和水準與世界水平有相當大一段差距，但這些並不是不能彌補及培養的。在昆山設廠後，巨大开始免费给合作的零件供应商免费提供各种各样的培技術训，因為台灣經驗告訴他們，唯有供应商都强大了，巨大才能强大。[3]

除了自力設廠外，巨大也利用與大陸本土廠商合資的優勢，和上海鳳凰自行車廠共同成立上海巨鳳公司，專門從事兒童腳踏車車的生產；2004年，在中共官方提出西部大開發的經濟戰略大背景下，看準西部市場的發展潛力，巨大在四川省設立捷安特成都公司，[4]2008年在天津建立了整車企業。再以大陸為生產基地和市場的20年時間裡，巨大已經在中國幾乎所有的（含縣級）城市設了自己的專賣店，形成由完整的產業鏈，從設計到製造再到通過專賣店，將捷安特品牌的自行車暢通地輸送到終端消費者手中。截至2009年為止，巨大在大陸的直營店已超過2500家，加盟店不下3500家，自行車和電動自行車的銷量皆是全中國第一，其盈利能力讓其他中國同行望塵莫及。[5]

一、書籍資料

作者：羅斯（Katherine Losse）

譯者：韓若宜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1日

ISBN：9787508636252

頁數：246

二、內容摘要

2004年，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創辦了Facebook，這個社交網站給人類的社會關係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在Facebook出現之前，世界上不是沒有社交網站，只是那時的網路活動是以匿名性為首要特色，而在一個誰也不知道誰是誰的網路環境裡，一個人如果誠實且不受保護的公開他的身份，其實就等於邀請惡意的陌生人（或許比例上只是少數）騷擾或攻擊自己。因此，當時的使用者還是多不以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出現在社交網站上，這類社交網站的特色在於使用者是處於一個無法區別熟人和陌生人的環境中，他可能交得到新朋友，但也可能遇到網路變態。

而Facebook做為一個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社交網站，其特色在於多數人都是以現實生活中的身份而不是匿名來使用它。使用者所以如此，是因為Facebook提供了一個為個人資訊「劃定圈子」的功能，無論是你主頁的私人資訊，還是你發表的任何訊息或照片，你都可以選擇是僅要讓你自己看得見，還是讓自己的Facebook朋友看到，還是讓你朋友的朋友也看得見，或者是讓所有人都看得見。這種隱私的選擇權，讓使用者在這個社交網站不再需要匿名來保護自己，而可以盡情跟朋友交流，而也有可能透過自己的過濾或選擇來認識新朋友。簡單來說，Facebook在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和網路匿名的環境中開闢了一個中間地帶，使用者在這裡可以跟密友、普通朋友、半生不熟的朋友和陌生人各自維持不同的關係。

就是這種前所未有的特質讓Facebook征服了網路使用者的心，截止去（2011）年為止，Facebook的月活躍用戶為8.45億人，日活躍用戶為4.83億人，日均按讚（Like）和評論（Comment）數量為27億次。過去三年（2009年、2010年和2011年），Facebook的營收分別為7.8億、19.7億以及37.1億美元，淨利潤分別為2.3億、6億以及10億美元。這樣的成績讓創辦人扎克伯格去年包括底薪、獎金以及股票在內，收入共為148.7萬美元。[1]

本書作者在2005年原本做著一份不甚滿意的工作，但她上Facebook網站時，點了主頁上的一個公告：「你想來Facebook工作嗎？把你的簡歷發給我們」，她不知道Facebook要招什麼樣的人，也不了解進去後她要做什麼，但她把自己的簡歷寄到公告的電子信箱裡。郵件寄出不久後，她接到一通電話通知她到Facebook上班，工作內容是回覆用戶郵件。那時，Facebook的用戶還不到500萬。

作者的工作開始後，她逐漸發Facebook的工作環境相當奇特。2006年5月，扎克伯格生日前夕，他的行政助理發來一封信通知作者，扎克伯格生日當天，辦公室裡的所有女員工必須穿著印有他相片的T恤，男員工則必須穿著愛迪達牌的涼鞋，以此向扎克伯格致敬。作者認為這個要求體現了Facebook念的性別分類編碼：女性應該向扎克伯格宣示效忠，而男性應該成為扎克伯格，或至少穿的像他。

Facebook公司裡的技術員工多是男性，甚至在非技術性員工女性也比較少。多數的男性工程師都在25歲上下，崇拜網路駭客卻也成不了駭客，因為他們年紀過大且接受過太多的正規教育，他們的辦公樓層燈光昏暗，地上滿佈著空飲料瓶、快遞包裝盒跟糖果包裝紙，不時有人開著充滿侵略性針對個人的玩笑，整個氣氛就像美國大學裡的兄弟會一樣。而女性如果要成為產品經理，所需要的不僅是產品管理的專業，更需要具備和男性工程師相處的能力，因此這個職位要求是在進Facebook工作前，至少必須是一位工程師的朋友。

為了確保這個樓層給人感覺有趣且隨意，這層到處布置著各種玩具，滑板車、樂高積木和拼圖等，而且會不時的加入新的玩具，整個辦公室的工作氣氛看起來就像在玩，這就是Facebook辦公室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其用於區別其他公司，吸引年輕人才的地方，讓工作看起來像在玩。但這裡的關鍵是「像」字，「像」在玩，但其實還是工作，勞工還是出賣勞力或腦力給老闆，其實還是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只不過這種資本主義看起來很好玩。

一開始，作者做為一名位階不高且工作內容也不重要的員工，扎克伯格最常和她說的一句話是「你玩得還開心嗎？」，除了這個問題外，他們其實沒有太多交談的機會。這個問題是在扎克伯格心裡有固定答案的，即使他知道作者的工作不甚重要，工資也不高，但只要每天看見她來上班，就證明她是開心的。而事實上也是如此，她工作內容的確不有趣，但Facebook做為一家公司實在太有趣了，在這裡充滿著追求財富的野心、稀奇古怪的孩子氣跟稱霸全球的潛力。所以當扎克伯格問她這個問題時，她總是回答「開心」，而他總是回應一句「很好」，然後眼光又回到他的黑莓機上，轉身離開。

在進Facebook工作3年多後，作者因為善於模仿扎克伯格的寫作風格而得到了做為他的專門撰稿人的機會，但在工作逐漸上手後，她發現除了一大早或半夜被叫起來寫部落格（blog）文章外，她沒有多少工作任務，而領到的工資卻甚至可以比得上一些中高級的技術工程師。而她也發現，隨著Facebook逐漸成為網路霸主，員工越來越來把注意力及金錢花在各種極為奢侈的消費和狂歡派對上，這讓作者對這種生活模式越來越感到疑惑，還有一些不成文的辦公室文化，諸如員工不得在自己的主頁上批判公司，也讓她無法認同。而且Facebook在各國被廣泛使用後，好像逐漸把整個現實虛擬化成為一個劇院，大家都在上面呈現最好的狀態，但人跟人在現實中卻一點距離也沒拉近。還有其他一些工作上的衝突與不滿，讓她終於在2009年離開了這家公司。

至今Facebook的事業版圖仍在擴張中，而且其影響力甚至已經從社會和經濟層面外溢至政治層面，例如近來的「阿拉伯之春」便是以Facebook為載體來進行動員的，未來這個社交網站會如何發展，我們繼續拭目以待。

一、劇情簡介

好萊塢電影「愛的代價」（Extraordinary Measures）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本片由好萊塢大牌影星哈里遜福特及布蘭登費雪主演，不過此片並未在台灣戲院公開上映。這部電影的劇情平實溫馨，並未對劇中人物的性格進行深刻的描述，也未對龐貝氏症的症狀有過細微的介紹。不過，我們仍可從此片看到科學家在研發新藥的過程中充滿艱困，除了科研的突破之外，尚需不斷與創投公司、藥廠合作，以及在臨床試驗與上市等階段符合衛生主管機關的法律規範等細節；同時，我們也能體會到家有罕見疾病病童的家長在面臨孩子生病時的徬徨無助及堅毅勇氣。

本片從約翰（布蘭登費雪飾演）的家庭開場，約翰夫婦共育有三名子女，除了老大之外，其另兩個小孩都罹患龐貝氏症。為了醫治小孩，本身即在藥廠服務的約翰在醫學專業期刊發現了史東希爾博士（哈里遜福特飾演）的研究最有希望開發出治療龐貝氏症的新藥。在他的女兒經歷過一次與死神擦身而過的急救之後，他下定決心要和史東希爾博士商談，請求他的協助。在雙方見面之後，終於促成彼此分工合作的方案，亦即兩人成立一家新公司來持續開發這項新藥（Myozyme）。於是，史東希爾召集人馬，建立一支研究團隊及實驗室，約翰則辭去藥廠的工作，成為募集資金的專業經理人。然而，由於他們的新公司欠缺資金，即便史東希爾博士百般不願意，他們仍不得不選擇與芝加哥的創投公司合作以取得資金，後來創投公司又將這家公司賣給西雅圖的專業藥廠。在進入臨床試驗階段時，史東希爾博士建議採取手足研究的方式，對約翰的兩名罹病子女進行臨床試驗，最後證明這項新藥是有效的。

二、陳垣崇與龐貝氏症新藥

發明這項新藥的人，正是中央研究院前任生醫所所長陳垣崇院士。陳垣崇25 歲從台大畢業之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人類遺傳學」博士學位，1991年，擔任美國杜克大學醫學中心教授，著手研究龐貝氏症藥物研究。經過15年的努力，在2006年4月8日，陳垣崇研究團隊研發的龐貝氏症解藥「Myozyme」解藥，獲得FDA（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與EMEA（歐盟醫藥品管理局）核准上市[1]。國內的中橡公司在特殊機緣之下，投資陳垣崇的這項藥物開發所需的資金，從中獲利豐厚。

所謂的龐貝氏症（Pompe disease），又稱為酸性麥芽糖酵素缺乏症，是肝醣儲積症第二型，也是最嚴重的一型。此症患者，因為第17對染色體異常，缺乏可以分解肝醣的酵素，因而無法將肝醣分解為葡萄糖以供人體使用，使得器官無法正常運作，發生率約五萬分之一。龐貝氏症可分為嬰兒型與成人型，前者約在六個月左右發病，常在一歲前死亡，心臟、骨骼、呼吸、肌肉均嚴重損害致死。後者約在零歲至六十歲發病，四肢無力，最終死於呼吸衰竭[2]。陳垣崇說，「龐貝氏症的嬰兒肌肉無力、全身軟綿綿、連抬頭都有困難。頭腦清楚的他們只能張著大眼，眼神充滿無助，令人萬分悲憐。[3]」

台灣大約有34個病患（2010年資料），在陳垣崇發明的酵素新藥上市後，以及健保給付每人每年約新台幣790萬元的藥費下，解除患者肌肉萎縮的致命危機與龐大藥費的負擔。根據衛生署公告的罕見疾病，共超過211種，全台灣有近6000個罕見疾病家庭，但是70%以上的罕見疾病尚無積極治療方法。罕病用藥的處境有如孤兒藥，因為使用人數過少，研發經費龐大，藥廠在利潤的考慮下，往往不願投入開發、製造或引進；只有極少數幸運的罕見疾病患者能獲得有效藥物的治療[4]。

三、台灣生技製藥產業政策[5]

生物科技獲得政府重視，肇因於1980年代之前，國人B型肝炎帶原情況嚴重，為了防治B型肝炎帶原的公共衛生考量之下，行政院在1981年通過「肝炎防治計畫」；1982年，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則在防治B型肝炎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生物科技列入國家重點科技項目，寄望透過此一科技政策帶動國內生物科技的發展。緊接著在1984年成立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簡稱生技中心），以及專門製造B型肝炎疫苗的保生藥廠（已於1994年關閉）。然而，這項政策除了成功地防治台灣B型肝炎的流行之外，由於缺乏生物科技的發展經驗，加上不利於生技產業發展的落伍法規未能即時修正，不僅影響生技中心的運轉，也難以刺激生技產業的發展（楊玉齡、羅時成，1999）。

        1995年，行政院通過「加強生物技術產業推動方案」，成為台灣推動生技產業發展的指導原則，2003年進行第四次修正，欲加速關鍵性的生技研發，增強國內廠商的國際競爭力。2005年成立「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BioTaiwan Committee, BTC），由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每年召集國內外專家學者及各部會代表，提出生技產業的規劃藍圖及建議。2009年通過「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政策目標在於加速學術研究機構的研發成果商品化，推動生技園區聚落的成型，擴大整體產業的產值，使之成為兆元產業的明日之星。

廠商的租稅優惠則透過法規的制定進行。2007年通過《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2008年陸續頒佈《生技新藥公司研發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及《營利事業適用生技新藥公司股東投資抵減辦法》等施行細則，2010年則通過《產業創新條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的適用對象是指投入生技新藥研發，並且經過審定為生技新藥公司者，其投入生技新藥的研發與人才培訓的費用，自其應繳營利事業所得稅的年度起，可抵減35%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稅額。至於《產業創新條例》則是針對不適用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但是其產品項目經過認定適用產業創新條例者，其研發費用可抵減15%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經濟部工業局，2012）。

這當中最重要的政策，則是「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這是一項跨部會的大型計劃，由經濟部、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及衛生署共同推動，並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協調整體計畫的運作。各部會的任務分工，包括：經濟部負責強化法人研究機構在藥品轉譯研究與醫材雛型品的開發；國科會負責成立整合育成中心，由專業團隊提供生技產業各階段所需的服務，包含法規諮詢、智財規劃等，並搭配以製藥研發及醫療器材為主的生技園區，結合產、學、研帶動生技醫藥產業聚落成型；國發基金負責推動生技創投基金，以吸引民間資金挹注生技產業；衛生署則推動改組及成立食品藥物管理局，建立藥物審查機制與流程，以及與國際銜接的藥物法規環境，擴大台灣生技醫藥產業的海外市場。

四、本片的啟示

        本片的真實主角陳垣崇對龐貝氏症新藥開發的貢獻，有目共睹。然而，他在2010年卻遭到檢調以其將兩項專利成果移轉給親友投資的生醫公司為由起訴；2011年三月份，檢調以陳垣崇「無主觀圖利犯意、未違採購法」做出不起訴處分[6]。此事不僅突顯出台灣產學合作所面臨的科學研究、法律規範、商業利益及社會公共性等面向的爭議[7]，也突顯出國家推動生技製藥政策的「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茫然。

      台灣一如其他國家投入生技新藥產業的競爭行列，由於生技產業特性使然，新藥從研發到商品化的整個流程都充滿著高度不確定，使得國家不可能如推動半導體及IT產業那般有個相對清晰的規劃藍圖、可供學習追趕的技術軌跡以及藉助台灣獨特的社會基礎從事硬體代工製造以獲得較高成功機率的做法去推動生技製藥產業發展。因此，Joseph Wong（2011）便認為台灣與南韓、新加坡等國家一樣，是用「賭一把」的方式在推動生技產業。王振寰（2009與陳琮淵、2011）也認為生技新藥公司的產業創新模式使其高度整合到全球商品鍊，卻與台灣社會經濟結構脫節，等同於由國家補貼這些生技新藥公司及跨國藥廠進行研發，而最終藥品商品化的利益卻未能反餽分配給台灣社會。

        國家推動生技製藥產業的方式，恰似「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其「採藥」的方式，或許有其可議的空間。但是，從「愛的代價」到陳垣崇事件，一方面反映出藥物開發的成功，也意味著為病患帶來改善健康及生活品質的生命希望。另一方面，陳垣崇事件則衝撞出一個台灣必須去面對的新議題，亦即，國家既然決定要發展生技製藥產業，那麼如何在刺激科研及產業發展，以及監管、利益衝突等面向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的機制，將是台灣必須去面對及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開創新局的契機。

參考文獻：

王振寰，2011，《追趕的極限：台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台北：巨流。

吳翰有、王振寰，2012，〈貌合神離：台灣醫藥產業發展與轉型〉，發表於2012台灣社會學年會。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2012/11/24。

陳琮淵、王振寰，2009，〈台灣的生技製藥業：發展、創新與限制〉，《台灣社會學刊》，43：159-208。

楊玉齡、羅時成，1999，《肝炎聖戰：台灣公共衛生史上的大勝利》。台北：天下遠見。

經濟部工業局，2012，《2011生技產業白皮書》。台北：經濟部。

劉宏恩，2009，《基因科技倫理與法律》，台北：五南。

Wong, Joseph., 2011, Betting on Biotech: 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