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
第三十五期
發行日期:2014年02月28日
發行人:王振寰,溫肇東/編輯:王敬智、陳千群、姜懿紘/版面製作:吳宗勳
目錄
產業研究 略論企業史途徑的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研究 陳琮淵、賴宗成
活動論壇 製藥產業田野經驗座談 編輯室
辦公室公告 台灣企業史研究通訊
徵稿啟事
徵求企業訪談/企業發展資料募集
編輯室
產業研究
略論企業史途徑的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研究
陳琮淵(政大國關中心頂大計畫博士後研究員)
賴宗成(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名譽理事長)

本文認為企業史途徑有助於豐富台灣生技製藥的研究,突破現階段過度集中於產業社會學及發展型國家論範型的局限,拓展理論及經濟探索的可能性。我們首先說明企業史的內涵、發展及特色,再嘗試以自身的研究經驗探討企業史研究途徑及觀點應用於台灣生技製藥相關產/企業研究的可能性。

企業是資本主義體系內最重要的社會組織,也是了解現代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分析單位。出版缺乏核心精神及事實基礎的公司編纂物,或為土豪暴發戶(robber barons)塗脂抹粉,披上光前裕後的魔術斗蓬,皆非企業史(business history)研究的旨趣(Amatori and Colli, 2011: 7; 10)。本文認為,企業史的研究應該是以企業組織的活動為立足點,透過跨學科的分析,為全面性地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開啟一扇窗口。進一步地說,企業史研究雖立基於企業組織,但絕不囿限於此,在分析上往往包括個人、企業及社群的創業活動,甚至延伸到產業、國家、區域、全球發展等更廣泛層次。對於Amatori and Jones2003: 2-3)而言,不僅企業本身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學界及坊間對於企業發展模式的詮釋及評價,也會隨著不同的時代氛圍而有所差異。因此,有意義的企業史(比較)研究,必須掌握各國的政、經、社會及制度脈絡。探索跨國企業、家族企業、政商關係、行銷、創新、人資管理、性別、族裔等各種面向的相關議題。針對企業史研究範疇的廣域化擴散,Galambos2003: 27)指出,受到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等學術思潮影響,當代的企業史家普遍接受社會制度形構企業發展的看法。在此社會建構的視野下,文化、性別、意識形態及環境背景等都被納入企業史研究範疇。或許正是基於不同思潮的衝激與融合,企業史浮現出許多跨學科次領域的共同特徵:模糊而邊緣的學科認同,質化與量化方法的針鋒相對,研究取向總擺盪於實證研究與理論建構的光譜之間。

作為一門學科次領域,企業史研究在歐美各國已有長遠的發展歷史,其中又以哈佛學派的大企業跨國比較研究也就是所謂的錢德勒典範(Alfred Chandler Paradigm影響最為深遠而持久[1],錢德勒結合熊彼德的創業精神及韋伯資本主義學說,爬梳美國近代歷史,強調科層化專業管理的大型企業之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相較之下,亞洲國家的企業本身固然也有久遠的歷史及卓著的績效,但限於史料收集及學術發展,除了日本具有長期的會社史研究及跨國比較的傳統之外,較具規模地進行本土企業史的研究與教學,仍屬晚近之事。其中生技製藥產業(生技及製藥),由於其濃厚的科技本位色彩,以及產業進展快速,企業歷史短促的特質,常常被認為是不太容易從事史學研究,特別是企業史探究的範疇。然而自Galambos and Sturchio1998)在《企業史研究》(Business History Review)上發表探討製藥業轉向生技領域發展的文章、錢德勒晚年的力作《塑造工業時代:現代化學及製藥產業的非凡進展》(Shaping the Industrial Century: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2005),以及高家龍(Sherman Cochran)對於中國東南亞藥品商業文化的跨域探索,在在都打破了這樣的臆想。再者,由組織及制度演化的角度來看,任何企業及產業的發展都不是橫空出世,必有其一定結構及社會脈絡可循。因此,我們嘗試將企業史看作是一種研究途徑(approach),來探討依此途徑研究臺灣生技製藥產業的可能性。

本文傾向將企業史看作研究途徑,而非積極建構理論學說的競爭性學派。作為研究途徑的企業史,除了以企業為分析核心的基本給定外,亦在於書寫企業經濟及發展時繼受歷史學視角及分析方法的指導,因而建構研究議程的色彩將大於建構理論體系。由此言之,企業史的研究不一定能建構出關於企業或產業發展的理論,但提出企業史分析框架(framework)及概念確實是可行的。必須說明的是,企業史途徑並不反對參照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論述。以錢德勒的成名作《策略與結構》(Strategy and Structure, 1962)為例,就很明顯地受到其他社會科學(如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的影響,以致於錢德勒雖不宣稱建構理論,但我們乃可在他的著作中看到Talcott ParsonsThomas Cochran等社會學家的理念及分析模式的影響,而錢德勒詳細的企業史資料爬梳支持其所宣稱的簡潔命題,經過各種學科研究者以及商管實務界的詮釋與應用,以及其積極推動大企業的跨國比較研究,往往被賦予實證主義式的準理論外型。

在方法論立場上,當代企業史仍錨定在史學研究的傳統之上,錢德勒直到晚年時還是呼籲徒子徒孫們,善加利用檔案等傳統材料透過質性方法來做「歷史研究」,並相信這才是企業史研究的正道。如前所述,企業史的研究不可能自外於其他學科理論及研究方法的脈動,特別在破多於立,群學爭鳴的後現代主義年代,匯流才是主流。就此言之,當代的企業史研究記錄及詮釋以企業為中心的相關行為者及其與制度互動的命題時,更應有機地與主流經濟學、管理學及社會學的理論及分析模式嵌合對話。本文認為企業史的途徑,在研究旨趣上,正可與崛起中的學科次領域連結互補,包括經濟學發展中的認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如Akerlof and Shiller重新強調的「動物本能」)、社會學的經濟社會學(以鑲嵌作為分析的出發點)、歷史學對消費文化的關注,及管理學對網絡時代新形態組織模式的探索等。

此外,在實證研究方面,對於多數的西方企業史家而言,企業比國家重要,現代企業比家族企業重要,大企業又比小企業重要。但是在東亞的台灣、南韓及新加坡等國家,國家的重要性就相對高很多(發展生技製藥產業尤為如此),小企業的網絡就比大企業重要,而家族控制的企業還是主流。東方的企業史研究應該走出自己的路徑及特色。

包括生技製藥在內,台灣的企業及產業研究,至今多半仍以高新技術及產業政策為核心,研究的問題意識近似傳統的經濟史及產業史分析(另一個極端是企業家的人生履歷及成功故事編纂);對於企業本身的發展,及其與外在制度條件的互動的關注仍然有限。本文認為,若能針對同一產業或經濟範疇的個別企業發展史,進行系統性的資料收集及對照匯整,往往會有全然不同的發現。事實上,已有企業史家提出,強調文化與敘事面向的企業史研究取向,可以在思維、提問方式、方法論及資料來源等方面豐富既有的企業史研究(Hansen, 2012)。雖然只是粗淺的嘗試,本文作者即將出版的新書,便透過企業史的途徑來探討從事藥品行銷的企業如何因應外在環境發揮創業精神,由「寄藥包」的原始販藥,走向專業化、組織性(公協會)的行銷體系,及其在不同時期所開展的各種商業文化(business culture[2],而這些商業文化的變遷,即是創業精神與各種制度組織相互交會演化的產物。

遠者不論,以台灣藥業發展轉型關鍵 1970年代為例,此時期專業行銷商業文化的形成,既來自於以下幾個層面:

政策面:勞健保的先後實施的推波助瀾下,醫師自行開業的中小型診所快速萎縮,財團成立的大型醫院快速成長。總體藥品市場變大,也較可被預期與估算。

組織面:長庚等大型財團醫院先後成立,取代了公立(省市立)醫院,成為藥品進用的重點單位,藥品行銷的必爭之地。同時由於財團醫院採行「利潤中心制」等企業化作法,藥品進價不斷被壓低以確保獲利成數,其他體系醫院隨後也群起仿效。

文化面:利潤來源改變,藥品公司放棄傳統送回扣、上酒家的做法,轉向組織學會,提昇專業形象,企業文化及業界的競爭方式也開始轉變。

產品面:因為技術進步,高單價且高利潤的抗生素成為治療領域的最新利器,抗生素的行銷亦改變了市場競爭及藥品行銷的模式。

治療面:戰後公共衛生及社會生活品質的改善,疾病的發生及流行情況也有了不同。在此同此,醫病關係也不同於以往,由於資訊發達,醫師高高在上的時代已成為過去,以病患成為療程的重心,藥師的地位也隨之有所提昇。

我們在書中所呈現的台灣中部某藥品企業經理人個案,也呼應了企業如何回應上述脈絡下的發展契機。

早期中區交通不便,加上醫學會多數集中在北部,中南部醫生參加往來很不方便。但由於台中榮總的成立,開啟了受訪者打開醫學會行銷的機緣(運),一開始是胸腔科,推動支氣管領域的研討,後來以治療領域及醫院系統為單位,由中部向南部複製擴散。受訪者時任產品經理,負責推動此種模式的行銷,同時也因業務所需,開始進修相關知識。此模式非常成功,20多年來一直延續下來,應用的科別及藥品也不斷增加,相關配套措施及推藥策略,成功延長了該公司產品的生命週期,鮮明的專業形象及堅實人脈,也形成其於若干醫院進藥時的保護膜,即使品項有限,該公司的藥品也不會輕易地被同質的國產藥低價競爭所取代。

同一時期,大型醫院積極推動醫學會及專科醫師考試制度,使得在專業行銷模式下,各科醫師與藥廠業務之間產生魚幫水,水幫魚的密切互動,醫生需學術知名度及人望,業務代表為其製造機會,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外國大牌學者、知名教授,使之結識;並協助拉人充場面、協助接待,醫生與業務出現一種準共生關係。前者也會投桃報李。

由以上簡要的說明可以窺知,透過企業史的途徑,我們或許可以看到在台灣生技製藥產業發展過程中,完全不一樣的國家(政策)角色,進而有可能去更新既有觀點的不足,甚至是提出新的見解(不一定是理論)。當然,從事企業史研究的社會學家,自然可以依此而發揮建構概念的長才,但前提還是建立在長期投入史料的收集與撰寫之上的。

    台灣的企業史研究比較零星斷續,以社會學及歷史學為核心的台灣企業史研究傳統,即將邁入第三個世代,但可惜的是至今多半只是「兼做」、摸石頭過河的專案式參與。本文認為,企業史途徑的產業研究,不只是在學術的發展上極具潛力,或許可吸引更多來自政府與企業的關注與資源。

 

參考文獻:

Amatori, Franco and Colli, Andrea. 2011. Business History: Complexities and Comparisons. New York: Routledge.

Amatori, Franco and Jones, Geoffrey. 2003. Introduction. in Business History around the World. Edited by Franco Amatori and Geoffrey Jo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0.

Cochran, Sherman. 2006.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alambos, Louis, and Sturchio, Jeffrey L. 1998. Pharmaceutical Firms and the Transition to Biotechnology: A Study in Strategic Innovation.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2(2): 250-278.

Galambos, Louis. 2003. Ident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Business History: An Essay on Consensus and Creativity. in Business History around the World. Edited by Franco Amatori and Geoffrey Jon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30.

Godley, Andrew and Westall, Oliver M(eds). 1996. Business History and Business Culture.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ansen, Per H. 2012. Business History: A Cultural and Narrative Approach.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86: 693–717.



[1]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有趣說法是,在企業史學界,其紀元是以錢氏(其姓名縮寫為A. D.)為準繩,在他的經典出現之前屬於該領域的史前時代。.

[2] 商業文化是特定國家或區域主流企業價值及發展模式的結晶,形成於各種企業行為者長期的商業實踐,但也會反過來影響企業組織的行動及互動邏輯,因此,商業文化無法抽離特定的制度來談(Godley and Westall, 1996)。

活動論壇
製藥產業田野經驗座談
編輯室

時間:2014/01/24(五)13:40-15:10

地點: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會議室

出席人員:陳琮淵博士、吳翰有博士、蔡青蓉博士

陳琮淵博士(以下簡稱陳):

此次座談的主題是製藥產業研究方法論與田野經驗的探討,很高興邀請到吳翰有、蔡青蓉兩位博士後研究員與談;我們三人過去幾年先後隸屬於同一個研究團隊從事生技製藥產業的研究,也都有跨國田野和不同產業的研究經驗,彼此的討論應該會有一些啟發性的對話。

我個人是在2006年時因為參與資策會的台灣產業創新計畫,擔任王振寰教授的助理而接觸生技製藥產業的研究。在此之前,我主要受歷史學與區域研究訓練,最早的訪談經驗是對在台的東南亞外籍配偶進行問卷訪談,後來因為碩士論文研究華人社團組織,也到馬來西亞進行了許多的訪談。產業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除了研究者在本身的專業之外,還必須投入技術及產業的學習以跨越知識門檻。因此我幾乎有大半年浸潤在生技製藥產業的文獻裡面,從年鑑、專書及文章裡大致掌握了這個「創新」產業的範疇及概念後,才開始進行訪談及田野工作。

比較幸運的是,台灣的產業社會學研究,有明確的質性研究傳統可以依循,例如成衣業、石化業、製造業、自行車業等都有前輩學者以訪談、問卷及田野調查等質性方法完成代表性著作。在史學界,企業史、產業史的研究因為處理近代議題,涉及當代人物,所以對訪談法的接受程度比較高,也累積了許多著名的個案研究及訪談史料。我認為訪談成為台灣產業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很可能與台灣幅員及企業規模有限,沒有語言的隔閡有關;且台灣人好客而講人情,比較誇張的講,有心的研究者透過親朋好友,學緣、地緣、人緣等關係,訪問到產業界人士並非難事,縱使不是一開始就接觸核心,順藤摸瓜也會漸入佳境。我自己的觀察,在其他國家、社會及語境下從事訪談研究的學者,會很羨慕台灣的同行,因為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以我本身來說,我最初雖由產業創新著手研究生技製藥產業,但研究的發現進一步吸引我投入藥業本身的歷史梳理,最近我對藥品行銷的發展便頗感興趣,像是一種回溯,這是我的研究歷程。

吳翰有博士(以下簡稱吳):

這次的座談題綱,歸納起來主要有幾個面向,包括理論研究、田野操作與現實的反思。相對於兩位來說,製藥業研究,我還算是新手。我先簡短的做一個自己的回顧:從碩士到博士的田野過程,我的感受是很不同的。碩士班在東吳,我室跟張家銘老師作台商研究,1999年冬天首次到蘇州,2000年又去了一次,瞭解台商電子業協力網絡的運作情況。博士班是跟王振寰老師,2004年曾跟王老師到大陸做田野。後來,在欠缺經費的支持下,每次去大陸做田野都是自費。開銷最大的一次是2010年夏天,我在蘇州待了兩個月,出發前還跟台灣的銀行信貸一筆錢,才能成行。田野特別是跨國的,成本很高,做國內的題目就相對省很多錢。

而製藥業的田野經驗跟台商經驗比較不同,我覺得,做製藥業研究,首先要先克服醫藥的知識門檻,然後再去作訪談就相對容易。傳統製藥廠的老闆比較親切,樸實可愛,容易接觸,願意分享。至於生技新藥公司,因為主管大多具有博士學位,甚至曾經在國內外的大學教過書,他們對這個行業的知識體系很清楚,把題綱給他們看,他們就會自己組織;官員的訪問,也類似如此。

另一個就是緣分,在做製藥業的時候,訪談的好因緣比較多,也比較順利。之前的研究計畫有買一本書,一直放在我桌上。有一陣子,我的身體不好,經人介紹去看中醫,結果一看中醫師的名字,發現怎麼那麼熟,一問之下,原來她就是作者本人。後來,我就這位中醫師約了訪談。另外,像我有一個好朋友在永信當業務,就透過他,約訪了兩家公司的高階經理。還有,之前我在竹北時,幫我租屋的仲介,他們家在南科投資一家醫療器材公司,後來我也請她幫忙介紹,順利完成訪問。因此,以我的經驗,製藥業大多透過人際網絡的方式完成訪問。

蔡青蓉博士(以下簡稱蔡):

我過去是作環渤海、大田、台灣的區域研究,並以生物科技為核心去作,那我是負責韓國,所以我就寫信給韓國製藥業的相關的學者,很幸運的有四位願意接受訪談,所以我們就去韓國。我們的假設是在國家新制度的安排下,生物科技的發展。這樣得到的資料會產生幾個問題。第一,因為訪談對象是學者,有的是從區域的觀點來看,對於製藥產業比較不熟悉。第二,語言會有隔閡,因為我們是用英文,且是第一次見面,比較是初步瞭解,介紹組織發展,會有深度不夠的問題以及報喜不報憂的情況。那次經驗之後,我們發現訪談得到資料跟我們的研究假設match不起來。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方法,這個資料雖然不是我們要的,但是還是可以延伸成為其他的paper,所以我從那個資料寫成另一篇大田的區域發展。所以有時候訪談要open mind,因為訪談到的東西不一定是你要的,不要抱定成見,由下而上,反而會得到新的東西。

在韓國的經驗之後,我們發現語言是一個很大的門檻,後來就決定去中國做手機業的研究。因為我過去有作PCNotebook的經驗,研究門檻雖然也是有,但是很類似,而且相對製藥業來說,比較簡單。我看了幾本書之後就懂了,也是模組化的概念。但製藥業不是,製藥業是一種研發流程的know how,這跟模組化的know how不太一樣。也許訪談的時候講到一個技術,解釋一下大概就聽懂了,但是製藥業的,他可能不願意解釋,或者是他也不知道你聽不懂就繼續講下去。

陳:

很有意思,兩位所接觸的產業次序剛好是相反過來的,一位是先研究電子業台商在中國的發展,再投入台灣製藥業,另一位是先做南韓生技製藥業,再轉進中國電子業;我自己則是將研究定向在台灣與東南亞之間,除了藥業之外,我主要處理的是華人族裔企業,特別是銀行業。我認為不同的學科背景及跨國研究經驗,對於產業研究應該是一個利基,有助於從相對寬廣的角度來搆思。

接下來想請教兩位對於量化方法看法為何?雖然台灣產業研究的傳統上多採行質性方法,但我覺得量化仍是不可偏廢的產業研究途徑。就我所了解的,主流的經濟學和社會學都從事產業研究,基本上很少有對話;要下到制度經濟學及經濟社會學等次領域才有所交鋒;又似乎,台灣學者之間鮮少引用彼此的文章或是就重要的產業議題進行辯論,這原本應該是有很多可能性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各大學的商學院近年開始重視本土企業個案及企業歷史,過去在商管領域非常邊陲的質性研究方法、歷史研究途徑慢慢浮上檯面,反映了商管學者投入本土化研究的企圖心;但可能是受限於資料等其他條件限制,社會科學的產業研究社群相較之下,從事量化研究的學者還是十分有限,這種發展趨勢其實是很值得探討的,除了不同學科間如何深化對話,對於質化-量化途徑的應用也有意義。我的看法是產業研究應該要結合兩種途徑,因為很多時候訪談未必能直接獲得研究見解或答案,但它會指引你去找到新的資料來驗證研究假設,也就是說訪談得到的往往不是結論或真理,而是必須被檢視的線索和觀點。除了透過不同的質性訪談交叉比對,研究者也能透過量化方法去驗證產業互動或是網絡關係,類似的方式可能可以提升製藥產業或企業研究的品質。對此兩位不知道有什麼看法。

吳:

我分享一個故事,去年我去高雄做訪談,受訪者說了產業界的許多內幕,我也不知道這些資料到底能不能用。事後,我在新聞及公司的年報上,發現這些資訊跟這位訪談者所談到的事,根本南轅北轍。所以,我就會質疑這份訪談資料的可信度。

我覺得作田野不拘泥於企業的訪談。過去兩年,我參加校外很多的會議、座談,在這些場合中,遇到許多人、換名片、拿資料,這也是幫助我去瞭解、判斷這些行業的知識、訊息和趨勢。哪天有需要做訪談的時候,或許可以運用這些關係,對我而言,這些過程也是作田野的一部份。

另外,是每天大量的閱讀財經新聞,可以幫助我瞭解產業趨勢。就是說,這個「場域」很廣泛,以上的這些做法,其實都是基本的、例行的工作內容,都是幫助我去熟習場域。我認為,質性或量化方法本身沒有好或不好,關鍵在於研究者提出什麼樣的研究問題。我在東海讀書時,記得黃崇憲老師提過一個現象,他說在美國,通常是由質性研究發現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他們開了頭之後,量化研究才大軍開入,進行更廣泛的研究,再慢慢形成一股風潮。

我想引用楊振寧在《規範與對稱之美》裡頭說的話,他說:「在創造性活動的每一個領域裡,一個人的品味,加上他的能力、氣質和際遇,決定了他的風格。而這種風格又進一步決定了他的貢獻。」我想表達的是,每個人的氣質和訓練的背景會影響他的研究風格,這其實反映了研究者的世界觀。有的人覺得量化才是正確的、科學的,有的人覺得質性研究也是社會真實。所以,做研究,也像藝術,沒有說哪種招數是絕對最棒的。

蔡:

我關懷一下臺灣的產業研究發展。我個人覺得質比較適合大方向,有一個variable出來之後再去跑量化。我認識一個外國學者,他關懷pc產業,訪談了上中下游企業,發了一篇paper,但是我自己在這個行業裡待過,我覺得他很辛苦建立這麼多資料,但是他用這個果來解釋因,這樣問題會很大。後來他又發了另一篇paper,這在業界我們當作是很common sense的東西,我很佩服,因為他把它理論化,再講討論臺灣第一流的公司為什麼可以取代日本南韓這些大廠。所以這就是說,同一個學者寫兩篇文章,一篇不能convince我,一篇我佩服的五體投地。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比較慚愧我比較少關懷臺灣的產業歷史研究,但是我總是會思考,訪談到底要用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訪談的限制性,這是很有趣的。

吳:

我做製藥業訪談時有一種哀愁,受訪者他們告訴我,臨床試驗遇到很多法規上的障礙,最後還是要靠行業的力量來解決。受訪者分享了這個現象,然後我們做研究的人把這些資料蒐集回來,寫成文章和報告,但好像發揮不了實務上的效用。這是一種不對稱的無奈。

陳:

這的確很無奈。在產業研究的過程中,除了研究方法的選擇,也不免會涉及研究倫理的問題,諸如接觸到企業內部資訊,甚至是機密及個人隱私等。這些資訊或許無關我研究成果的展現,但是有的會。例如部分受訪者對於自己及公司的事蹟要求隱惡揚善,希望越神話、越美化越好;也有廠商希望研究者為其發聲,替他們向相關單位反應一些事情,但是實際上我們不一定能如其所願,在政策的制訂及施行上也不具其所想像的影響力,我們能作的就是發表paper而已,但是受訪者可能還是會有種種預期,那我們要如何反饋給受訪者?我們可能從研究中獲得發表文章、獲得獎助的利益,但是受訪者有什麼好處?他們是否可能因為我們文章所表達的批判觀點而受到傷害?揭露了他們不想被公開的訊息,或是扭曲了大眾對特定企業及產業發展看法,這是必須被重視的。

我覺得研究的意義不是只有發paper來澄清或是解釋研究者關心的問題,更在於為產業做社會科學化的詮釋和記錄,短期內可能看不出來它的價值,但留下記錄一、二十年後可能就很重要。這幾年我跟藥界的前輩合寫臺灣藥品行銷的變遷專書,這是很花時間而沒有I級點數的工作,但是在寫作過程中,我們訪談了很多七、八十歲的藥界耆老,這些人以後凋零了,他們的經驗與智慧就隨之消逝,經由寫書留下一些紀錄,也算是搶救重要史料,一種廣義的回饋,我覺得很有意義也很值得。最後,讓我們回過頭來談一下各自所從事的各國製藥業發展近況。

蔡:

像韓國的製藥,以大型企業寡佔市場,以政府為研發創新主導,扶植中小企業,但是效果不顯著。

吳:

台灣的製藥業發展,以學名藥廠為主,政府的支持不多,但政策的影響痕跡是有的,例如現在推行PIC/S,這會影響到藥廠的生存。生技新藥的部分,因為是一種知識產業,政府希望透過這個帶動臺灣經濟結構的轉型,因此政府的投入很多,最近一、兩年股市也很狂熱,但是不確定性很高。比較有趣的,反而是傳統的學名藥廠往生技新藥的方向發展,像東洋去蓋蛋白質工廠,杏輝發展植物新藥,這很有趣,同時我們也發現,臺灣的學名藥廠其實沒那麼糟糕,而且很有活力。

陳:

我的觀察其實跟你一樣,我們觀察到制度引導廠商的行為,這很重要。台灣的社會學界大多是去看國家的作為如何影響廠商及產業的發展,如果可以稱為學派的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另一方面,生技製藥業的進入門檻很高,資金、技術、知識、法規等等,有其不同於一般產業的特殊性。在過去三十年雖然有一些發展,但是在亞洲除了韓國、新加坡外,各國努力的成果多半沒有反映出來,本土的產業鍊也沒有形成。這也隱含著一個學術問題,不管是製藥業還是其他創新產業在東亞發展的分析,出現了一個理論的瓶頸,就是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解釋力越來越薄弱,因為這個理論論述強調官僚的理性和能力,但是目前看來更多是發展的阻礙而不是助力。現在很多人談所謂的「後發展型國家」、「新發展型國家」,慢慢向其論敵新自由主義去提取一些概念,同時也鬆動了一些次要假設。包括王老師、蔡博士與我在合著文章中所提出東亞國家發展生技製產業正轉向建立平台的角色等,因為我們感知到既有理論是不足的,但是還找不到一個新的理論來取代。面對這樣的理論困境,企業史研究或許是一個可行的突破點。誠如蔡博士所言,我們應該從下到上,先去看企業的發展脈絡。除了國家機器的力量之外,也可以看到企業透過什麼樣的方法去呼應國家的政策,東亞各國的經驗都會不一樣,企業的組織形態和社會的網絡差異也是影響產業發展的關鍵因素,但是台灣過去把不同層次變項及分析工具整合起來的研究太少了,也往往低估了企業本身的能耐及成長過程。這或許也是產業發展和理論建構之間的時間差,如同許多社會學著作總要回歸到古典三大家的「尋祖」特性,社會科學的理論建構更多是往回看的「後見之明」:發展型國家理論扎根於上世紀六零到九十零年代的電子產業,生技製藥的經驗研究則要兩千年以後才展開,所以等於是用舊理論套在新的研究上,總有一些地方是沒辦法cover到的,因此在方法、途徑上作一些另起爐灶的事情,是絕對可行的。我也相信企業史的研究途徑會是相當具有潛力的探索領域。

當然,我們從事產業研究得有一些貢獻和批判,心中也必須有一個拿捏的尺度,要在所處情境脈絡底下審慎的作為,學者應該對看似理所當然的事情有所反思,包括研究方法、田野經驗及研究倫理,注重平衡與永續,不是做完研究就沒了。除此之外,透過不同學科、國家、區域的比較,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東西,這很可能是許多新詮釋誕生的溫床,因為只研究單一的產業或國家,可能會覺得看到的都是負面的東西,但進行企業個案及跨國比較後,會發現到更多結構性的問題,便不會有一面倒的批判,也才能真正回到社會學的結構行動者的瞭悟,由系統性的制度分析取代對個人及組織行為的情緒性指責。透過比較和跨學科的對話也能產生較寬廣的視域。今天的座談很有意義,有時候很多概念與經驗在我們的腦海裡,但是講不出來,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相互分享,謝謝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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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徵稿內容:研究主題為「企業史研究」,與該主題相關的研究心得或專題文章均可。

二、徵稿對象:各大專院校學者、研究生、大學部學生,以及一般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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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刊恕不致贈稿酬。

六、來稿請寄電子郵件至tbh@nccu.edu.tw台灣企業史電子報編輯室收。

七、如有任何問題,歡迎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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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9393091#62813 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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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展記錄(包含相關紀念書籍、相片等)

2. 貴企業發行之廣告(平面或動態媒體廣告)

3. 貴企業相關的剪報、大事年表等

4. 或其他對貴企業發展具關鍵價值的歷史資料

另外希望徵求有意願的企業接受我們的深度訪談。訪談的目的,一方面建立貴企業的口述歷史,更重要的是可以從歷史中看出貴企業發展軌跡與台灣社會的互動及演變,並從演變中呈現出貴企業對台灣社會的具體貢獻,確立貴企業的社會價值。如果您的企業在台經營20年以上,並且希望能有研究學者協助建立貴企業的發展歷史,歡迎您主動與辦公室洽詢合作的可能性。

Email:tbh@nccu.edu.tw

電話:02-29393091#62813 姜小姐